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企业商业贿赂合规观察及启示


 

 

2023年7月起,我国监管部门针对医药医疗领域单独或联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旨在整治医药领域存在的重点合规问题。在前述系列活动过程中,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成为监管的关注重点,其中不乏触碰涉嫌行贿受贿犯罪红线的行为。依据我国目前[1]现有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执法趋势,对于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企业而言,任何形式的腐败及商业贿赂行为都可能引发严重的法律后果,包括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追诉。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正在筹备IPO或者重要融资的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企业而言,若牵涉腐败或商业贿赂情事,或对其IPO或融资进程带来重大阻碍。

 

守法合规经营是企业稳健立足市场的基石,本文将对商业贿赂法律监管进行概述总结,通过对实践商业贿赂案例的分析观察,分享笔者的一些浅显见解与建议,以期能对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企业机构有所帮助。

 
 
 
 
1
商业贿赂法律监管概览

 

在我国,商业贿赂行为主要受《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和约束。然而,对于某些特定行业主体,如药品领域的相关主体,其相关经营活动或者行为不仅需要遵守前述两部法律,还必须符合《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商业贿赂行为可区分为行贿活动和受贿活动。根据法律责任类型的不同,商业贿赂行为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01
刑事法律责任
 
1、主要罪名
 

在刑事法律责任方面,针对商业贿赂相关行为,行贿主体与受贿主体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同类行为具体涉及的罪名有所不同。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商业贿赂犯罪主要涉及8种罪名(具体如下表所示)

 

 

值得关注的是,就行贿相关的商业贿赂犯罪而言,罪名通常是对犯罪本质或者主要特征的概括,从上表的罪名不难看出不同罪名之间的构成要件是可能存在区别的,而实际也是如此,例如:

 

(1)对于行贿罪而言,在其构成要件中对于接受行贿主体的身份有特别的要求,只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才能满足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若接受行贿主体的身份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则需要依照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进行评价。

 

(2)对于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而言,主要可以区分为对个人行贿和对单位行贿,就个人而言,其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单位而言,则仅限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2、立案追诉标准及处罚后果
 

行贿罪主要涉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五个罪名,除介绍贿赂罪所规制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中间人”外,其他四个罪名所规制对象均为行贿的一方,也就是给予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一方。

 

根据行贿方类型的不同、收受财物其他利益的一方类型的不同,可能涉及上述的罪名(除介绍贿赂罪)可以简单进行如下区分:

 

 

根据现行的法律,相关主体承担刑事责任以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具体来说,除了要求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构成要件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通常与行贿的数额相挂钩,换言之,当行贿数额达到一定的标准时,将会面临不同的刑事责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行贿罪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2024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已经实质性地上调了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罚幅度。以下表格列述了行贿相关罪名的实施手段、立案追溯标准及处罚后果等信息。

 

 

02
行政法律责任
 

在行政法律方面,商业贿赂行为是一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经营者”)实施商业贿赂,并且重点规定了行贿方的行政法律责任,至于受贿一方的法律责任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对应确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外,《药品管理法》亦有相关禁止性规定,具体见下文第3点相关内容。

 
1、禁止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规定
 

商业贿赂的贿赂行为是指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交易相对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行为,交易相对人包括三类人员:其一, 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其二, 受交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其三,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

 

《反不正当竞争法》将经营者工作人员的贿赂行为规定为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但也规定了经营者有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情形作为例外。前述例外情形的规定,从法律层面明确经营者在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免于因为员工个人行为而被认定为贿赂行为,但其理解与适用,包括经营者举证程度和判断标准在实践中较有可能会因个案情形而异。

 
2、合规支付折扣或佣金不是商业贿赂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允许经营者在交易活动中以明示方式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或者向中间人支付佣金,合法的折扣或佣金在形式上应满足(1)以明示方式进行,且(2)要如实入账两个条件。就如实入账而言,不但要求经营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应当如实入账,而且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也应当如实入账。

 
3、涉及《药品管理法》的特殊情形
 

《药品管理法》第88条针对药品购销领域的相关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了明确和特殊性规定,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种不同情形:

 

 

在法律责任后果方面,针对上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财产罚以及资格罚。例如,针对存在上述情形一和情形二行为的相关主体,其行政法律责任为没收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面临被吊销营业执照和药品经营相关许可等处罚。此外,针对涉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人员,还将面临被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罚。

 

其中,医药相关企业的负责人、采购人员等有关人员被特别提及,若其在药品购销中收受其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代理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将被处没收违法所得,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五年内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另外,若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药师等有关人员收受医药相关企业或代理人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则会被吊销执业证书。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规定禁止的是支付回扣行为,并不禁止支付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折扣或者佣金。

 
4、行政法律后果
 

(1)行政处罚

 

在行政法律后果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7条规定贿赂他人的,由监督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至30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2)其他行政管控措施

 

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9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外,商业贿赂行为还涉及其他行政管控措施。若企业因为商业贿赂被予以行政处罚的,将会涉及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和招采失信等级的问题:

 

其一,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的规定,如果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或其代理机构及个人因行贿行为被财政、市场监督管理(包括药监局)等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应当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影响为:被地方或国家的卫生健康委网站进行公示;同时,将会影响企业产品在采购管理部门集中采购中的申请资格和医疗卫生机构招标中的评分及购入资格等。

 

其二,招采失信等级。2020年11月,国家医保局于官网发布了《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2020版)》以及《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的裁量基准(2020版)》,对于近三年存在行贿行为的医药企业,同一案件累计行贿数额1万元以上,或单笔1万以上的,均可能被列为“一般”失信等级。根据商业贿赂行为情形和情节的严重程度,医药企业还可能被列为“特别严重”及“严重”失信等级。对应的影响为:在组织国家集采和省际联盟采购设置招采规则时,医保部门将充分考虑评定结果因素,对“特别严重”及“严重”失信企业实行不同程度的禁入或约束,根据评级结果在续约时给予一定赋分[2]。并且国家医保局也将在门户网站价格招采信用评价专栏按季度公开有关情况[3]

 
03
民事法律责任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其中,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2
商业贿赂案例观察
 
01
概述
 

实践中,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与医疗机构以及医疗卫生专业人士(“HCP”)之间,最为常见的接触或者往来的场景便是赞助捐赠、学术会议、支付佣金、赠品礼品等场景,如何与HCP进行合规的接触或交往,避免违反或者触碰法律监管红线已成为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最为关切的问题。这不仅关乎相关企业的合规经营,还对医疗卫生行业长远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与HCP接触过程中所涉“不正之风”问题也为国家及地方主管部门所关注,过去的“九不准”也成了如今的“九项准则”[4],一方面反映出主管部门在打击与处理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与HCP接触过程中所涉“不正之风”问题方面和建设行业清风正气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则是主管部门的监管措施从粗放型监管转变为精细化监管,严格监管则会成为未来常态。

 

最近,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上海九项准则》”),《上海九项准则》针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国家九项准则》”)中关于合法按劳取酬,不接受商业提成和恪守交往底线,不收受企业回扣等要求进行细化。尽管《国家九项准则》和《上海九项准则》的重点目标在于规范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在这些行为中是重要参与者,在主管部门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的监管背景下,也将很有可能面临商业贿赂方面的合规风险。针对《上海九项准则》的分析解读敬请参阅笔者团队此前发表的文章“《上海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核心亮点解读”。

 

02
费用真实性仍是行政执法机构所关注的重点
 
1、某药企分公司借讲课向医师给付财物案[5]
 
 
 
 
 
 
 
 
 
 
 
 
主要案情

2022年9月,某市场监督管理局(本节以下称“某市监局”)对某药企分公司(本节以下称“某药企”)立案调查后查明如下事实:

 

(1)2019年11月至2022年10月,某药企以“劳务费”“讲课费”的名义,向使用某公司注册(分装)的药品的医疗机构的某科主治医师甲某支付费用14笔,共计 24,000元。

 

(2)某药企借甲某2019年11月6日等14次于工作时间在医院内部场所开展工作例会的名义,向甲某支付每次1,000至2,000元不等的费用。前述费用由某药企银行账户汇入甲某的账户内。某药企无违法所得。

 

某药企未提出陈述、申辩的意见,也未提出听证要求。

 

某市监局认为,某药企的行为构成给付医师财物的违法行为。某药企一是案发后明确认识错误,积极配合调查,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材料,如实说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二是积极实施整改,停止向相关医生支付费用并修改完善公司合规制度和审批流程;三是系初次违法。进而裁量对其适用从轻处罚,于2023年5月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处罚:罚款90万元。

 

上述案件中,关注点在于:(1)医师没有真实讲课,也就是说,某药企在向相关医师支付的“劳务费”“讲课费”是虚假的,即医师没有对价劳务付出,仅借医师在医院内部场所开展工作例会的名义而支付费用。(2)行政处罚文书查明违法事实的时间跨度为三年。(3)某市监局因为某药企在案发后积极配合,积极实施整改,以及其系初次违法等情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

 
2、某药企违规向医师支付费用案[6]
 
 
 
 
 
 
 
 
 
 
 
 
主要案情

根据某市场监督管理局(本节以下称“某市监局”)处罚字号为2023年的行政处罚信息,某市监局对某药企查明了如下事实:

 

(1)某药企从2016年起,在某市监局辖内通过医药沟通专员拜访医生介绍宣传产品和组织学术会议邀请医生讲课两种方式对药品进行推广。某药企邀请医生参加学术会议并讲课,按级别给予医生其劳务费,有费用标准和时长要求。讲课课件由医生自制或者某药企提供,但所有课件均需要经过某药企审核通过且不能更改。

 

(2)某药企支付劳务费有内部审批要求并且需要附上资料,经某药企合作第三方审查通过后,由某药企对公账户缴税后直接向医生支付劳务费。

 

(3)某市监局审查某药企提供的某医生授课资料时发现:课件中存在“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以及“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等相关用语;个别材料中,有讲者讲课照片但参会人员签到表上无讲者签名;个别部分参会医生否认曾经参加某一次的会议,并否认某一次的签到表真实性;涉案医生为相关患者的首诊医师。

 

(4)2016年5月至2021年5月期间,某药企以劳务费的名义转账22笔,合计人民币50,000.00元,其中对应授课材料11次,共计2,4000元,其余11次对应劳务费26,000元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此外,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某市监局认为,某药企的行为违反《药品管理法》规定,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50万元。

 

公开渠道上所公示的内容有限,而上述案件相关背景及细节可能较为复杂。在该案件中,一方面某药企支付讲课费用前有合作第三方审查会议的资料,另一方面,相关会议有会议签到表、参会人员照片、课件照片等材料支撑,某市监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提及了11次讲课,其中仅举出了个别会议中的个别材料所存在的疑点。此外,该案件所查明的事实基本上是发生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的事实,然而在公开渠道上所公示的信息中,该案件的案号是2023年的案号,该案件是否存在中止等情形无从获悉。

 

针对被处罚的违法行为而言,笔者也注意到有观点认为,某市监局的处罚是因为其中一次存疑的讲课,但笔者倾向于理解,在本案中,某市监局较有可能是因为某药企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说明11次费用的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存在一次存疑的讲课,进而认定其构成给予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医师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遗憾的是本案件所涉违法行为发生时间久远且无法获悉某市监局立案调查的具体过程,笔者对该案件的细节情况持疑惑态度,具体分析需要视案件事实细节而定。

 
03
某医疗器械公司假借“会诊费”的名义给予医生财物商业贿赂案[7]
 
 
 
 
 
 
 
 
 
 
 
 

主要案情

2023年5月,某市场监督管理局(本节以下称“某市监局”)接到线索并经立案调查后查明了如下事实:

 

(1)某医疗器械公司在2021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在销售医疗器械介入类产品过程中,由其法定代表人孔某负责假借“会诊费”的名义,向原某省某医院的王某支付好处费,促使其在诊疗中更多使用某医疗器械公司的产品,从而提高医疗器械在医院的使用量,获取更多的利润。

 

(2)“会诊费”由孔某在财务人员处支取款项后,以现金方式给付对方有关人员,并由王某或孔某收集相应金额的餐费发票,孔某填写并以该“支付证明单”作为支付凭证及记账凭证交回给财务人员核对报销。会诊费未真实入帐,对方也未开具收受该款项的发票、收据给某医疗器械公司入账,某医疗器械公司用餐费发票方式予以冲账。

 

(3)某医疗器械公司共给付交易对方人员好处费35,000元,销售医疗介入耗材销售收入(含税)为5,873,685元,扣除已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所得利润为2,886,715.86元。

 

最终,某市监局认为某医疗器械公司构成了商业贿赂的行为,于2023年7月1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886,715.86元;(2)罚款2,150,000元。

 

上述案件属于较为典型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交易相对方工作人员给付财物的商业贿赂案件。在该案中,从事行贿行为的主体为某医疗器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存在先支取款项费用,后填写并以该“支付证明单”作为支付凭证及记账凭证的行为,故本案中将其行为认定为某医疗器械公司的行为应无争议。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对于单位而言,其入罪需要满足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构成要件,由此未受到刑事追诉。但是,在行政处罚力度上该案件是具有威慑性与劝诫性的,被没收的违法所得加上某医疗器械公司被罚款的金额,总计高达503余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件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具有隐蔽性,该案件来源较有可能是因为医院相关医生被调查而发现的线索,进而对某医疗器械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3
商业贿赂启示与建议
 
01
关注各地政策出台情况并健全合规制度
 

《国家九项准则》出台后,部分省市在按照《国家九项准则》的要求出台或细化本辖区范围内的实施细则,落实“合法按劳取酬,不接受商业提成”和“恪守交往底线,不收受企业回扣”方面,以上海为例,地方层面细化了更加具体的内容和要求。

 

对于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而言,需要关注自身业务所涉区域落实和出台《国家九项准则》的相关实施细则情况,根据其政策要求完善和健全合规制度,将严令禁止或规范的具体要求纳入本机构合规制度或培训宣导材料中,协助业务部门及相关部门更好理解法律政策的要求。

 

此外,在有内部合规制度或有培训宣导材料作为佐证资料的前提之下,若真的发生此类合规风险事件,并且属于员工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可尝试将此类相关材料作为证明员工个人行为与其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证据,以减少自身可能的法律风险。

 
02
持续改进和完善合规监测手段
 

对于跨国医药企业而言,其通常已有符合行业良好实践的合规管理制度和合规要求,对于支付讲课费、劳务费等款项均有相对健全的管理制度或流程要求。以上文某药企违规向医师支付费用案为例,该药企为跨国医药企业,并且聘请了合作第三方进行审核,仍被市监部门查出了其中不合理的内容。

 

在此情况下,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需要考虑在已有相对健全的资料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签到表、参会人员照片、课件照片、会议议程照片、讲者讲课照片、服务协议、服务确认收据等)以及相关审核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和完善合规监测手段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疑点问题,或者通过相关质量管理措施,确保此类资料要求或者审核要求等管理措施均按照预设的质量管理目标运行。

 

另一方面,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也需要认识到相关合规管理措施的薄弱环节,例如涉及与第三方进行合作的,第三方所采用措施的成熟程度或委派人员的经验能力情况均有可能会影响到最终合规成果的质量。在此情形之下,对标市场和行业,寻求持续地优化或改进合规监测手段有其合理及必要性。

 
03
利用好合规管理措施并形成证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针对经营者切割其与工作人员个人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举证程度和判断标准在实践中较有可能会因个案情形而异,从实践角度,若有相关合规管理措施的情况下,例如针对违规员工进行相关合规调查、合规培训等措施并形成书面记录,辅加公司合规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等,将有利于把开展前述合规管理措施的过程作为证据,以证明工作人员个人行为与为公司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

 
04
完善身份核验技术措施并留存资料
 

笔者关注到,针对参会人员真实性方面的核验措施,实践中可能并无统一的、共识性的措施。然而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针对涉及向HCP给付费用依据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在此情形之下,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可能会发现既往的给付依据相关资料,可能对于参与人员是否真实以及能否出具证据证明参与人员真实方面,存在显著的不足之处。

 

结合上文所述案例,在执法机构介入调查后,相关人员可能会因为对执法程序不了解等原因,出于保护自身的目的等会向执法机构做出可能不一定符合现实的陈述,对此,若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无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将可能陷于非常不利地位。

 

基于此,笔者倾向于理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可以考虑适当评估推广过程中针对参与会议人员所采取的身份核验等技术措施,核心目标是,现有技术措施或者管理方法是否能够在参会人员否认其曾参加过会议等极端情况之下,作为反证证明会议真实、参会人员真实等情况。

 
05
跟进最新监管尺度并与监管机关保持良好沟通
 

以讲课费支付监管为例,目前监管机关的执法重点主要集中在讲课的真实性等方面,如在前文所述某药企分公司借讲课向医师给付财物案中,医生未提供讲课的劳务,仅通过参加当事人组织的相关会议或通过开展医院制度要求以及工作职责内的院内工作例会等相关行为取得报酬,明显缺乏真实性,因而被相应认定为商业贿赂行为。

 

但除此之外,随着监管趋势的严格化并结合团队实践经验,已有个别监管部门在针对“讲课费”的执法过程中将合理性、必要性作为调查重点,在未来的监管执法过程中,不排除会针对讲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实质监管和处罚,即关注学术交流活动是否无故多次重复举行、参会人员是否符合交流领域等。由此,医药及医疗器械等相关企业需要及时跟进最新监管尺度,了解监管机关的执法动态,及时向监管机关收集或反馈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合规管理要求和合规管理难点,与监管机关保持良好沟通。

 

 

— 结语 

  

2023年7月正式开启并延续至目前的全国范围的“反腐行动”,可能短期内会对部分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企业机构带来“阵痛”,但同时也有助于行业内企业机构的创新转型,关注药械产品的创新价值、临床价值、质量安全以及患者使用后的正面反馈赢得市场,而非通过向HCP给付不正当利益方式增加药品销量。

 

国家强化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商业贿赂的监管,有助于行业整体合规生态的有效建立,更有利于行业内企业出海竞争和走向国际市场,笔者对此也期待借助上文对商业贿赂法律监管、案例观察的总结和思考以及合规建议,减少行业内企业可能对此存在的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的顾虑。

 
 
本文作者简介

 

刘婷婷
 

刘婷婷律师是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现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与转化联盟(CBIITA联盟)商务拓展专委会副主委、威科先行医药行业智合规专家委员会成员等。刘律师被知名法律评级机构LEGALBAND评为2023年度中国律界俊杰三十强,刘律师还被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The Legal 500》评为2024年中国大陆生命科学与大健康领域重点推荐律师。

 

刘婷婷律师自执业以来精耕于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领域,主要为跨国药械企业(包括但不限于阿斯利康、雅培、西门子医疗、默沙东、勃林格殷格翰、罗氏、百济神州、爱施健、美纳里尼、石药集团、天境生物、京新药业、凯因科技、邦耀生物、鞍石生物等)、医疗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内首家外资三甲综合性医院和顶级公立三甲医院)、医疗(生)集团、互联网医疗健康企业、保险公司以及专投医疗药械项目的专业基金公司等企业机构提供境内外投融资并购、跨境药械技术交易和合作、监管合规、争议解决及公司日常等法律服务,包括协助国内外多家知名药企开展多个跨境License in/out技术交易和合作开发项目等。

 

刘婷婷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刘律师在上海律协、威科先行、LexisNexis、LEB、E药经理人等专业法律和医药行业平台发表医药健康领域法律实务总结文章和报告近百篇,包括但不限于:《医药企业技术交易实务系列文章(合辑)》(中英文版本,2023年,联合E药经理人发布);《医疗机构新设并购及合规管理实务手册》(2023年,联合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发布);《医药行业行政处罚风险提示与防范解析报告》(2020年,联合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发布);《医疗AI法律及监管报告》行业发展与现状和医疗AI产品责任章节(2019年,联合腾讯健康发布,国内首份医疗AI法律研究报告)等。

 

联系电话:15216738527(同微信)

联系邮箱:tinaliu@allbrightlaw.com

 
黄冠鸿
 

黄冠鸿律师是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国际公认反洗钱师(CAMS)

 

黄冠鸿律师自执业以来,专注在金融监管、风险与内控管理、生命大健康等领域的法律服务。在医疗药械常法、合规融资交易业务领域,黄律师曾服务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罗氏诊断、美纳里尼、石药集团、京新药业、凯因科技、嘉和美康、健新原力、鞍石生物、邦耀生物、祥耀生物、思勤医疗、勤浩医药、逻晟生物、帝奇医药、子瞻生物、纽安津生物、迈诺威医药、霖鼎光学、森世海亚集团、阳光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疗集团、上海联影集团等医疗药械企业,为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范围涵盖企业日常事务、研发及临床、运营和数据合规、境内外投资、股权融资、及跨境BD交易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黄冠鸿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同时获得法学学士、经济学(金融方向)学士学位。

 

联系电话:18817836896(同微信)

联系邮箱:hgh@allbrightlaw.com

 

参考文献:

1.截至2024年5月5日。 

2.《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四。 
3.《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三。 
4.“九不准”指《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的通知》(国卫办发〔2013〕49号);“九项准则”指《卫生健康委 医保局 中医药局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的通知》(国卫医发〔2021〕37号)。 
5.沪市监机处(2023)2020220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6.恩施市监处罚〔2023〕7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7.穗越市监处罚〔2023〕3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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