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来，Starboard一直在悄悄增持辉瑞的股票。《华尔街日报》称，该基金已持有辉瑞10 亿美元的股份，相当于1650亿美元公司市值的0.6%左右。

Starboard希望扭转辉瑞的颓势。相较于COVID-19时期的股价峰值，目前，辉瑞二级市场的表现很难令人满意，股价跌去50%，市值蒸发了1800亿美元。Starboard质疑辉瑞应对当前形势的路径。

一次看似意外的邮件，揭示了Starboard的计划。它的矛头直指Bourla，这位领袖不久前因在控制COVID-19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受到赞扬，他促成了辉瑞与BioNTech的合作，最终帮助辉瑞获得mRNA疫苗，营收首次突破千亿美元。然而，这都是过去式了。

对于Bourla，更大的打击是，Starboard计划的合谋者，包括D’Amelio，以及辉瑞前首席执行官Ian Read。而正是Read，将他提拔到现在的位置。

Bourla和他的任职时间最长的三位董事——Adobe首席执行官Shantanu Narayen、前德勤老板Joseph Echevarria、Intuit董事长Suzanne Nora Johnson——很快就接到了两位前高管的电话。他们敦促Bourla听取Starboard的意见，Starboard将辉瑞业绩不佳的责任直接归咎于Bourla。

虽然公司与激进投资者之间的接触并不罕见，但Read和D’Amelio的参与，无疑是前高管与激进投资者合作推动战略或管理变革的一个特例。

据知情人士透露，D’Amelio首次赢得Starboard的青睐，在Starboard反对医疗保险公司Humana的谈判桌上，当时D’Amelio是Humana的董事。

而Starboard与制药行业最著名的冲突，是反对BMS斥资740亿美元收购Celgene。Starboard认为，这笔投资收效甚微。但最终，Starboard该行动未能成功。

空白的电子邮件，加上一连串电话，将一场秘密活动公之于众。

然而，同样突然的是，D’Amelio和Read很快又撤回了对Starboard计划的支持，并威胁要取消这支80亿美元基金有史以来第二大的投资，以及依托其头寸获得的奖金。

10月9日，两位前高管表示，他们现在“全力支持”Bourla、他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形势又回到了辉瑞的有利位置。

Starboard首席执行Jeff Smith随后指责辉瑞使用欺诈手段，迫使Read和D’Amelio撤回支持。他声称，辉瑞已经联系了二者，并威胁，除非他们撤回对Starboard的支持，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并追回赔偿金。

Smith表示，如果辉瑞董事会成员知道这些威胁，那就相当于“明显违反信托责任”，并呼吁他们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干净地”调查这一指控，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非常不恰当、明显不道德，严重违反了信托义务。”Smith直言。福布斯曾将他描述为“美国企业界最令人畏惧的人”。

《金融时报》报道，在一位认识Read和D’Amelio、但并未参与Starboard跟辉瑞之争的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动荡的事件加起来，可以说是“华尔街历史上激进投资者运动中最糟糕的第一周”。他认为，两位前高管“已经陷入困境”，并担心成为报道的焦点。

另据了解他们想法的人士透露，Read和D’Amelio本以为董事会对Bourla有异议，但事实并非如此。该人士对Smith的指责不屑一顾，觉得他孤注一掷，试图在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之间制造分歧，“但似乎并不存在”。

前任高管与激进投资者合作的情况并不多见，通常伴随着风险和反转，不过如此戏剧性的爆发，却是前所未有的。

Starboard持股情况公布后的三天内，辉瑞股价上涨超过5%，表明部分投资者对重组前景持欢迎态度。

但是，10月10日，随着华尔街消化了Read和D’Amelio的突然转变，并试图弄清楚Starboard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辉瑞股价出现回落。

知情人士透露，在D’Amelio出现电子邮件失误之前，Starboard一直计划在10月22日的激进投资者年会上，全面公布其最新活动。

Starboard的观点是，尽管在COVID-19期间从其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中获得了920亿美元的收入，辉瑞却迷失方向，高估市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并在7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狂潮中，浪费了这笔意外之财。

430亿美元收购Seagen至今仍被一些投资者不看好，而10月里，辉瑞也决定自愿将其镰状细胞病药物Oxbryta从全球市场撤出，这款产品是2022年花费54亿美元收购Global Blood Therapeutics的关键资产；辉瑞还终止了第二种RSV抗病毒药物的开发，该药是从2022年5.25亿美元收购ReViral获得的。

Starboard提出的改组计划，列在一份总计超过50页的文件中，Smith和Starboard合伙人Patrick Sullivan在错误的电子邮件中抄送了这份文件。他们原本计划在10月16日的会议上通知辉瑞管理层，然后再提交给多方股东。

尽管Read和D’Amelio退出了支持行动，可Smith措辞激烈的信函表明，辉瑞仍必须做好斗争和重新评估的准备。一些行业观察家认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很久了。

古根海姆证券分析师Vamil Divan表示：“辉瑞在COVID-19期间取得成功后，一直在努力寻找立足点：激进投资者的举动就可能让对话变得更加紧迫。”

无论如何，Bourla和他的首席独立董事Narayen将在10月16日与Smith和Sullivan会面，届时会有更多的细节公布。

华尔街投资者一直渴望辉瑞做出改变。问题是，即使在Read和D’Amelio二次“倒戈”之前，不少分析师和股东们就对典型的激进投资者策略是否能对辉瑞起到作用表示怀疑。

在Bourla的领导下，这家制药商剥离了消费者健康部门，并提出削减55亿美元的成本，以应对收入的暴跌。而收购狂潮留下的债务，也限制了其进行有前景的Biotech收购的能力。

“没有唾手可得的果实。如果一家公司过度支出，你可以阻止它过度支出。如果一家公司有太多的脂肪，你可以削减脂肪。”一位前十大投资者表示，辉瑞的情况并非如此，Starboard的行动不太可能带来太大改变。

辉瑞面临的关键长期挑战，是其产品线能否结出硕果。尤其是股东们正在关注，该公司去年完成的收购Seagen的交易，是否能如约在2030年前推出八款重磅药物，以及辉瑞能否凭借实验性药物danuglipron在利润丰厚的减肥药市场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辉瑞还在市场上寻找新的研发主管——长期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官的Mikael Dolsten将在今年年底离职。

虽然开局不顺，Starboard的行动正利用股东对Bourla的强烈不满情绪。Bourla曾在辉瑞任职多年，从动物保健部门一路晋升，并于2019年成为首席执行官。Starboard剩下最明显的筹码，就是推动董事会代表或管理层变革。

外界对出生于希腊的Bourla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第一种是，作为一名商业领袖，他推动了mRNA疫苗，帮助结束了这场大流行，然后将资源投入到ADC等充满前景的药物开发新领域。

至于第二种，则批评Bourla是一位心不在焉的首席执行官，将公司押注于COVID-19上，后来却江郎才尽——他在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赞誉，却对股东日益增长的不满视而不见。

10月10日，在参加了任期内最离奇的董事会会议后，Bourla登上了一架私人飞机离开爱尔兰。接下来，Bourla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参加与Starboard的对决，可能决定他和辉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