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外媒形容，中国创新药正在进入“DeepSeek”时刻。

 

这是一种有别于美国主流的模式。过去几十年，以波士顿-剑桥和旧金山湾区为核心，依托顶级学府的人才供应，美国Biotech发展蓬勃，并与出手阔绰的MNC行成稳固的创新互动生态。

 

然而，一批中国创新药的崛起，开始撬动全球医药创新格局。最近引起关注的突破，来自热度不减的减肥药领域。

 

3月24日，联邦制药集团旗下子公司联邦生物与诺和诺德达成UBT251的独家许可协议——2亿美元首付款，最高达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以及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外给予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足可见诺和诺德的青睐跟期待。

 

对于行业而言，这大概是今年以来首付款最高的license-out项目，也是中国GLP-1赛道迄今首付款最高的出海项目。

 

作为一款GLP-1/GIP/GCG三靶点受体激动剂，UBT251不止是名头响亮。在UBT251减重适应症Ib临床中，最高剂量组完成12周治疗后，患者平均体重较基准线下降15.1%，效果与礼来三靶点瑞他鲁肽略优。这无疑让诺和诺德看到减肥赛场“守擂”的新希望。

 

但更加吸引人的视角是，位于珠海的联邦生物，何以取得如此成就？随着此类“小地方创新”案例的涌现，中国本土医药产业又将走向何方？

 

日前，同写意程博士在珠海见到了UBT251研发团队的负责人，联邦生物总经理曹春来。从采访中，一些答案呼之欲出。

 

 

 

1

内部立项，源于一篇文献的启发

 

在司美格鲁肽之后，当礼来的替尔泊肽在减重领域横空出世，于是国内外药企和Biotech纷纷注资抢滩双靶点减重新药。然而联邦生物却选择三靶点立项。

曹春来透露，参考印第安纳大学的文献后，偶然得知GLP-1/GIP/GGG三靶点共同存在一个分子的可行性。秉持“做一款好药而不是抄一款药”的信念，联邦生物果敢地选择“跳级”，跨过GLP-1/GIP双靶点，直接立项三靶点减肥药。

放在当下大家也许觉得三靶点药物没什么稀奇，但在2018年那会，这个基于多重激动剂思路，却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但如果说这个项目的立项源头，或者说从0到0.1，就发生在这样的不经意间。与很多传统药企源头创新来源于科研院所的对外合作不同，UBT251项目的立项和概念验证是靠公司内部完成的。

尽管谁也没把握肯定，但曹春来带领团队还是一头扎了进去。凭着团队在降糖减重这个领域的理解他们满怀希望，充满底气。

从序列开始，该团队先做GLP-1加GIP，再在序列上逐渐加入GCG。通过调换氨基酸更换序列，结合分子活性及受体结合情况，调整三者之间的内在核心及其配比……

曹春来说了一个数值，“调了300多个分子”。这300多个分子采用联邦自己的团队和药明团队两套方法帅选验证，才最终在备选的几个分子中，选定了最后的分子立项。

前期研究工作做得足够踏实，让UBT251有了更多可能。动物实验阶段，曹春来就带领团队与替尔泊肽、司美格鲁肽、Amylin类似物做过对比。礼来的瑞他鲁肽专利公布后，联邦生物更是选择进行“头对头”研究。

结果是令人欣喜的。

UBT251减重适应症Ia临床中，半衰期达到136-170小时，支持每周一次给药，1.0-4.5mg剂量范围内，体重下降幅度3.19-4.80kg，明显优于安慰剂对照组。Ib临床中最高剂量组完成12周治疗后，患者平均体重较基准线下降15.1%，效果略优于瑞他鲁肽。

当问及UBT251是否有可能落入礼来三靶点减肥药的专利范围时，曹春来回答，“我们调整分子的思路略有差异，专利侵权的几率不高，瑞他鲁肽专利公开后 ，我们也进行了比对”。

联邦生物并未对外公开UBT251的研发费用。当程博士提问这个项目的花费时，曹春来坦言，这个项目的投入“还是很划算的”。

 

2

分子设计源于三人小组

 

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划算”的背后，是中国医药产业“以小博大”创新方式的缩影。

与业内动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研发团队相比，承担整个集团研发重任的联邦生物早研团队仅有百余人，多少显得有些“不够看”。

曹春来还透露，在这百人团队中，也几乎看不到海归的身影，除去单抗项目负责人有海外教育背景外，研发人员均来自本土，博士更是寥寥无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涉足单抗、自免、代谢、微生物、医美、动保和化药等多个领域，百余人的早研团队被分成七八个的组，若是再除去研发QA、QC等相应的配套供应人员，平均下来每个研发小组人数只剩下七八个，最多不超过10个。负责从“三百多个分子”中筛选出UBT251的团队，更是仅有三个人。

三人中，没有一个博士。带队的是黄慧心，他和曹春来毕业就加入联邦制药。在联邦制药，黄慧心一干就是15年，曹春来则是20年，对于企业来讲，算的上是“土生土长”的“土八路”。

正是这样一个“超级普通”的团队和药企平常的研发投入，使得这起跟诺和诺德的交易在性价比上让人艳羡。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众多新药公司的BP上依然把一大推C-level的豪华团队作为融资的最大资本。而这一水的C-level高管的背后是巨大的薪资支出和团队配合成本，很多的高管一年换一个单位。

 

3

在小地方做创新

将劣势变成优势

 

联邦生物可以说是本土创新药“新势力”的“新范式”。而要深刻把握它们的本质，就需要横向比较其他本土乃至国际Biotech的发展轨迹。

按照一些行业共识，全球医药创新看瑞士，美国医药创新看波士顿，国内的医药创新高地非长三角莫属：在上海，有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张江药谷；在苏州，有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而建立的专业科技创新载体BioBAY。

从这点来看，坐落于珠海的联邦制药可谓“偏居一隅”，却将有限资源发挥到极致。与之类似，越来越多从“小地方”走出的药企，成为中国创新药皇冠上的明珠。

比如，来自广东中山的康方生物，旗下PD-1/VEGFA双抗“头对头”击败帕博利珠单抗，显著延长患者PFS。来自四川成都的科伦博泰，Trop2 ADC在乳腺癌适应症之后，全球肺癌适应症首发获批。与科伦博泰构成“ADC双子星”的另一家成都公司百利天恒，2023年与BMS达成84亿美元授权协议，首付款8亿美元创全球ADC单药交易之最……

3月30日，广州南沙国际会展中心。在同写意承办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健康产业大会”上，面对程增江的提问，百利天恒创始人朱义指出，“小地方”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耐心资本”、“人才摇篮”。毋宁说，正是因为流动相对缓慢，更多需要时间沉淀的原始创新才能得以孵化。为此，早些年朱义毅然关闭了“跳槽”严重的上海的研发中心，选择在美国相对安静的西雅图而不是波士顿建立研发团队。

这一观点，得到曹春来的支持。

曹春来介绍，在信息获得如此便利的今天，在哪里都能检索到科研信息。联邦生物地处“小城市”珠海，没有那么多机会让年轻人养成一颗浮躁的心，有利于更为稳定且持续的人才队伍建设。“早研团队从学校一毕业就进了公司，一路培养到能够自己做项目，闭塞也让团队更为专注”。

 

4

传统药企的创新文化

 

今年很多人都在分析杭州为什么能出六小龙，核心的核心无非是杭州给与创新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创新肆意生长。

这些年，国内的传统药企除了科伦药业等少数企业外，鲜有特别突出的范例。在一个传统药企，研发中心往往承担技改的使命，在管理风格上，强管控是主基调。

那联邦制药的文化是怎样呢？

“在底层上，我们团队对药物开发可行性有一致的认识，团队内的交流保持密切、开放的状态，并没有太多阶层上界限。”曹春来颇感幸福地说，集团给公司给内部的开发空间很大，逻辑就是“只要有想法，任何人都可以立项。”

“集团给了联邦生物团队很大的开发权限，不论是立项还是后期的资源支持，自由度都很高。”他补充道。开发团队对于可能存在的费用支出，一般经申请后都能批准通过。“不是说不为钱担忧，而是提前的沟通让整个过程更为轻松”。

基于这样的环境，之后的故事便十分自然。长期深耕糖尿病慢病市场的联邦生物，近年来其胰岛素业务国内市场已与甘李药业、通化东宝同在第一梯队。切入减重赛道，不过是厚积薄发下的水到渠成。

 

5

“DeepSeek”时刻

中国药企创新的新范式

 

2025年初，DeepSeek凭借极高的性价比产品，引起了美国AI科技圈的震动——布局AI的逻辑不再只是看谁的钱砸得多，如果资源利用得当，也能实现对先行者的超越。

这样的范式也在创新药领域生长。当海外媒体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形容为“DeepSeek”时刻时，中国创新药在很多方面已经站上历史新起点。

过去一年，凭借更低的研发成本、更快的研发速度、更优化的分子和灵活的合作授权模式，中国创新资产成为海外大型制药企业扫货对象。无论是交易总金额，还是交易数量，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都创下新高。

研究公司Dealforma数据显示，2024年MNC与中国Biotech的大额交易（预付款超5000万美元）占比，从2019年之前的不到5%飙升至31%。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医药出海共计33笔，已披露金额超362亿美元。

固然，资本寒冬仍然笼罩着创新药赛道，而本土支付空间的受限，也进一步让Biotech的商业化之路举步维艰。但联邦生物等案例在用成果证明，身处研发洼地、脱离资本裹挟，同样有机会以小博大诞生TOP级创新产品。

问题是如何把我这样的机会！无论如何，联邦生物三靶点减肥药的成功案例对于传统药企如何转型做创新药还是带来了难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