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疗法是一种利用活细胞来治疗疾病的技术，通过提取、改造或扩增特定细胞，再将其回输到患者体内，以修复受损组织、增强免疫功能或直接攻击病变细胞。

1931年，瑞士外科医生Paul Niehans首次从小羊胚胎中提取活细胞，并将其注射到一名甲状旁腺受损的濒危患者体内，手术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揭开了细胞疗法的序幕，他也因此被称为“细胞疗法之父”。

1968年首例成功的骨髓移植手术，验证了细胞替代治疗的可行性；2006年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的开发，打破了干细胞来源的伦理与技术限制，为再生医学开辟新路径。2017年成为产业化关键转折点，诺华的Kymriah与吉利德旗下的Yescarta相继获FDA批准上市，两款CAR-T疗法在复发难治性血液肿瘤中展现出惊人的缓解率，正式开启了细胞治疗的商业化元年。

此后，技术迭代加速，类型不断拓展，其中免疫细胞疗法和干细胞疗法成为最为常见的两种。前者通过基因编辑等技术增强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如CAR-T、TCR-T、CAR-NK等；后者则依托干细胞的分化与修复特性，用于组织损伤、退行性疾病等领域的治疗。相较于传统药物或手术，细胞疗法直接作用于病变细胞层面，兼具高度靶向性与生物学兼容性，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三次医疗革命”。

2017年后，随着首款CAR-T疗法落地，资本的热情瞬间点燃了整个细胞治疗产业，跨国药企通过大规模并购加速布局：吉利德豪掷119亿美元收购Kite Pharma，将CAR-T疗法Yescarta收入囊中；诺华以87亿美元收购AveXis，强化基因细胞治疗布局；阿斯利康以10亿美元收购EsoBiotec，切入体内CAR-T赛道；罗氏也以7.58亿美元收购Tusk Therapeutics，深耕Treg细胞领域……资本市场的热情在2021年达到顶峰，全球细胞疗法领域涉及融资约138起，总融资金额超过99亿美元。

国内市场同样热度高涨。2021年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实现国产CAR-T“零的突破”，此后短短三年间，传奇生物、药明巨诺等企业相继推出6款上市CAR-T产品，覆盖淋巴瘤、骨髓瘤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CDE共受理了765份CGT产品新药研究（IND）申请，其中CAR-T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占大多数。

这一时期，技术乐观主义主导了行业认知。从实验室的早期数据到资本市场的估值神话，细胞疗法被贴上“治愈癌症”“再生奇迹”等标签。靶点开发从CD19向BCMA、Claudin18.2等扩张，适应症从血液肿瘤延伸至胃癌、红斑狼疮甚至糖尿病足溃疡等领域。

然而，狂欢的背后，暗礁早已浮现。资本疯狂涌入下，行业不可避免出现同质化竞争与估值泡沫；而个体化定制的高成本、实体瘤疗效瓶颈、支付体系缺位等问题，也为行业调整埋下了伏笔。

武田制药在细胞疗法领域的布局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5月，当时武田参与了英国生物技术公司GammaDelta Therapeutics的1亿美元融资轮，后者拥有基于γδT细胞的实体瘤免疫疗法平台，也为后续深度合作埋下伏笔。

2021年开始，武田正式加速进军细胞疗法。全资收购GammaDelta获得异基因γδT细胞疗法平台，斥资5.25亿美元收购实体瘤T细胞疗法企业Maverick Therapeutics；2022年又收购 Adaptate Biotherapeutics补充γδT细胞衔接器技术，与Alloy Therapeutics合作完善干细胞来源的CAR-T/CAR-NK平台，快速搭建起多元细胞治疗矩阵，直指实体瘤治疗突破。

诺和诺德的细胞治疗布局则聚焦再生医学领域，近二十年来深耕干细胞技术，通过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作建立GMP级胚胎干细胞体系，在加州设研发基地，推动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为胰岛β细胞，目标攻克1型糖尿病，同时延伸至帕金森病、慢性心力衰竭等适应症，甚至曾与Heartseed达成价值近6亿美元的心血管细胞疗法合作。

然而，看似扎实的布局均未能抵御现实挑战。武田的战略转向始于2024年初，先是终止从Maverick收购的资产，计提9500万美元减值损失；同年，宣布全面砍掉所有细胞疗法项目，额外计提约3.846亿美元损失；2025年10月1日，武田正式宣布退出细胞疗法领域，寻求外部合作伙伴承接其细胞治疗平台和技术，同时计提约3.94亿美元减值损失。

诺和诺德的退出则更加突然，2025年10月初先终止与 Heartseed 的心血管细胞治疗合作，仅隔数日便宣布全面终止所有细胞治疗研发，除了备受期待的1型糖尿病“治愈”研究外，还包括针对帕金森病、慢性心力衰竭等重大疾病的细胞疗法开发，并表示正积极寻找具备合适技术能力与生产规模的合作伙伴。

这一战略撤退的背后，是武田、诺和诺德对技术现实与商业回报的冷静评估。

武田始终将研发重心押注在实体瘤治疗的突破上，但其寄予厚望的γδT细胞平台终究未能跨越行业共性瓶颈，同种异体疗法的免疫排斥问题至今未完全攻克，临床进展远未达预设目标。

诺和诺德虽在实验室实现干细胞向胰岛β细胞的分化，甚至在动物实验中治愈小鼠1型糖尿病，却卡在临床转化关键环节，如何让这些细胞在人体内长期存活并规避免疫攻击，这一难题始终未能攻克。

成本压力与资源分配矛盾进一步加速了退出进程。武田正遭遇核心药物专利到期的“专利悬崖”，业绩承压下难以持续支撑细胞治疗领域漫长的研发周期与高额投入。诺和诺德的退出则与新任CEO主导的重组计划直接相关，为实现2026年底前每年节约13亿美元开支的目标，公司启动全球11%的裁员计划，细胞治疗因被归为“非核心战略方向”成为成本削减的重点。

更关键的是，商业化前景的模糊。个体化治疗的高成本、支付体系的缺位，加上同质化竞争进一步稀释了有限的差异化优势，让武田、诺和诺德意识到短期内难以兑现商业价值。

武田、诺和诺德的退出无疑为细胞治疗行业敲响了一记警钟，随着资本热潮逐渐退去，行业“挤泡沫”的过程将不可避免。

曾经被过度追捧的技术概念和估值模型，正在被更务实、更理性的商业逻辑所取代。行业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一方面，部分大型制药企业开始收缩战线，重新评估其在细胞治疗领域的投入，如BMS在关闭肿瘤微环境与细胞疗法研究中心后，又斥资15亿美元收购Orbital Therapeutics入局体内CAR-T（in vivo CAR-T）疗法；另一方面，那些拥有真正差异化技术和明确临床价值的企业仍在持续获得资本支持，今年7月，科弈药业将其全球首创的并联双靶点CAR-T疗法KQ-2003成功授权给美国药企ERIGEN，交易总金额最高超21亿美元。

这种行业分化的背后，是细胞治疗行业从资本狂热转向理性回归。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临床价值与商业化潜力成为筛选项目的标尺，唯有能解决实际临床瓶颈的技术，才能最终获得认可。

例如，通用型CAR-T（UCAR-T）技术通过规模化生产实现成本大幅降低，解决个体化治疗成本高昂的问题；in vivo CAR-T无需体外培养，直接在体内改造患者自身T细胞，大幅缩短治疗周期、降低制备成本，为实体瘤等难治性疾病提供更便捷的治疗方案；iPSC技术凭借规避伦理争议、降低免疫排斥的优势，在角膜修复、糖尿病治疗等再生医学领域展现出明确的临床应用前景，成为干细胞疗法的新突破口；细菌辅助疗法通过重塑肿瘤微环境增强T细胞浸润，为细胞疗法攻克实体瘤提供了全新思路。

商业化模式的创新同样至关重要。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企业需要与支付方共同探索多元化的支付方案。这可能包括按疗效付费、分期付款等创新支付模式，以及与商业保险公司的深度合作。同时，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建立规模化生产平台来降低制造成本，也将是提升产品商业价值的主要途径。

对于仍在细胞治疗领域深耕的企业而言，战略聚焦将不得不提上日程，行业的存续与发展，已从“数量比拼”转变为“核心能力攻坚”。与其在各个技术方向广泛布局，不如在特定细分领域建立差异化优势，这也意味着要专注于特定技术的深度开发，实现源头创新。

巨头的退出，并非对技术前景的全盘否定，而是行业从无序扩张转向价值回归的必然阵痛。细胞疗法的科学价值已在诺奖荣光与临床突破中得到确证，当前调整恰是挤出泡沫、重塑生态的契机。随着通用型疗法等前沿技术不断突破瓶颈，细胞疗法也将“飞入寻常百姓家”，届时“第三次医疗革命”也将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