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球医药产业的权杖正式易主。

GLP-1类药物市场规模在上半年历史性超越PD-1/PD-L1，登顶全球最大药物靶点，宣告了一个以代谢疾病为核心的新时代的到来。

这场由诺和诺德与礼来双寡头主导的竞赛，已从单纯的销售额比拼，演变为贯穿全产业链的立体化战争。

双雄争霸仍然是GLP-1这一年最激昂的主旋律。

截至第三季度，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以254.62亿美元销售额守住王座，但礼来正以惊人的速度逼近。替尔泊肽（Mounjaro+Zepbound）前三季度合计销售额已超248亿美元，全年销售额有可能突破350亿美元，剑指全球“药王”桂冠。

2025年的胜负尚未尘埃落定，但诺和诺德与礼来已将战旗插向了未来：口服、超长效与多靶点，成为定义下一阶段竞争的黄金三角。

为抢占超长效乃至下一代口服技术的制高点，诺和诺德与辉瑞围绕生物科技公司Metsera展开了一场收购拉锯战，最终辉瑞以100亿美元胜出。这场收购战，与其说是管线补充，不如说是MNC为了锁定未来5-10年的技术优势的战略性卡位。

在2025年最后一个月，诺和诺德还是率先拿下了口服减肥药的“第一城”——口服版Wegovy的减重适应症成功获得FDA批准。而礼来几乎同时提交了口服小分子orforglipron的申请。GLP-1口服战争俨然全面打响。

多靶点战局也骤然升级。

12月，礼来率先公布了其GLP-1/GIP/GCG三靶点激动剂Retatrutide的积极III期结果，确立了领先身位。诺和诺德则早在3月果断出手，以潜在总值20亿美元，从联邦制药引进同类三靶点药物UBT251，构筑防御阵线。

2025年，GLP-1药物价格体系也正在经历重塑。

在美国，礼来和诺和诺德与政府达成协议，宣布大幅降低替尔泊肽、司美格鲁肽的价格；在中国，替尔泊肽通过“价格谈判”，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而司美格鲁肽的核心专利将于2026年到期，多款国产仿制药已蓄势待发，一场价格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抗体赛道的竞争，已彻底告别“单打独斗”的旧篇章，进入唯有“协同作战”才能制胜的新阶段。

单纯比拼某个PD-1的市占率或某个ADC的临床数据，已无法描绘战局全貌。行业的全部焦点，都汇聚在IO+ADC上，这被公认为攻克实体瘤、开启下一个百亿级市场的核心钥匙。

当前的战况沿两条主线展开。

第一条线，是MNC们的阵地战。

默沙东的Keytruda（PD-1单抗）与安斯泰来/Seagen的Padcev（Nectin-4 ADC）组合是典范。该方案在尿路上皮癌治疗中，疗效已显著超越任一单药。2025年，其在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围手术期治疗的III期研究（EV-303）再传捷报，证明了这对王牌组合在更早治疗线、更大患者群体中的无限潜力。

第二条线，是“新势力”的奇袭战，而主角是中国军团。

作为二代IO的代表，依沃西单抗已经在与Keytruda“头对头”试验中，用显著优于Keytruda的PFS数据证明了自己。2025年，Summit与辉瑞达成合作，探索依沃西与多款ADC的联用方案。根据医药魔方梳理，历史上双抗BD交易首付款榜单的前五席，被中国资产全部包揽。

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谁家的PD-1更便宜，或者谁家的ADC毒素更强，而是对IO+ADC协同机制的理解与前瞻性设计能力的比拼。

2025年的抗体战场，硝烟散尽后只留下一行字：要么联合，要么出局。而这一次，中国创新药企正在从全球规则的跟随者，转身为规则的定义者。

小核酸药物的故事主线，在2025年出现了大转折——适应症已从罕见病领域，大举进入患者基数庞大的慢性病市场。

诺华的靶向PCSK9的siRNA药物Leqvio（Inclisiran）就是最好的例子。

Leqvio率先实现小核酸药物在慢性病的突破，自2021年获批后销售额就一路攀升。2025年上半年，Leqvio已经实现5.55亿美元销售收入，同比大增66%，销售峰值有可能突破30亿美元。

Alnylam的Amvuttra在2025年3月获FDA批准，治疗范围拓展至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其销售峰值预测被大幅提升，有分析认为其2030年销售额可能超过100亿美元。

而要走向更广阔的治疗市场，小核酸药物必须克服递送难题。

目前，GalNAc-siRNA递送系统仍然是siRNA药物的主要递送手段，在全球已获批的7款siRNA药物中，有6款的递送方式采用GalNac递送，1款采用LNP递送。

由于LNP、GalNAc等递送体系对肝脏具有天然趋向性，因此大多数已上市和在研的小核酸药物都集中于肝病和血液系统疾病。而对于肌肉、肺、中枢神经系统等肝外组织，尽管已知靶点众多，却长期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

但随着肝外递送技术的迭代，这个局面可能会被打破。

2025年10月 ，诺华宣布将以大约120亿美元的现金，溢价收购Avidity，刷新了小核酸领域的并购纪录。

Avidity的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AOC）平台，可以称得上是这家Biotech最重要的资产。该平台能通过靶向TfR1受体，将药物高效递送至肌肉等肝外组织，效率可达其他平台的3-5倍。

诺华的巨额收购只是一个开端，资本对肝外递送技术的追逐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

就在诺华出手的短短两周后，礼来与圣因生物达成合作，双方将基于圣因生物专有的递送平台推动针对代谢性疾病的RNAi候选药物的开发，该递送技术可实现RNAi药物在肝脏以外的组织和细胞中进行高效和特异性的传递。圣因生物可获得最高12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总结而言，2025年小核酸领域竞争范式的根本转变，商业化成功验证了其在慢性病市场的巨大潜力，而肝外递送技术的突破吸引了全球顶级资本重仓押注，一场围绕下一代治疗疆域的竞赛已全面展开。

核药的关键事件，毫无疑问是诺华的Pluvicto（177Lu-PSMA-617）新适应症获批。

2025年3月，FDA批准Pluvicto用于治疗接受过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 (ARPI) 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Pluvicto从三线疗法跃升为二线疗法，这意味着其市场空间可能迎来翻倍增长。放射性疗法也从一个末线疗法，转变为优先级更高的选择。

市场对此反应热烈，分析师预测，此次获批可能使Pluvicto年销售峰值突破50亿美元。

放射性配体偶联药物（RDC），因其“生物导弹”般的精准杀伤机制，被誉为“核药界的ADC”。它正成为全球药企在肿瘤治疗领域竞相布局的新高地。

然而，当基于β核素镥-177的第一代RDC的商业价值已经得到证明，并面临同质竞争时，巨头的目光已集体投向了下一代杀伤力更强、但技术门槛更高的α核素疗法，尤其是以锕-225（Ac-225）为代表的“α纪元”已拉开帷幕。

2025年10月，赛诺菲与Orano Med联合开发的α核素药物AlphaMedix公布了II期临床数据。在未经放射性配体治疗的晚期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中，有54%部分缓解，2.9%完全缓解。82%的响应患者在至少2年后仍保持疗效，3年无进展生存率达63%。

包括诺华、BMS、阿斯利康等MNC已经通过大型并购，重仓押注各自的α核素管线，赛道热度空前。诺华的AAA817（Ac-PSMA-617）是目前进展最快的α核素药物，已经登记了 II/III 期临床试验。

置身这场决定未来的竞争，供应链已成为比管线更关键的胜负手。由于α核素全球产能极度稀缺，谁能稳定掌控供应链，谁就能在临床开发和商业化中占据先机

因此，α核素相关的交易不仅关乎管线，更关乎供应稳定。

2025年2月，礼来与澳大利亚AdvanCell达成合作，锁定铅-212发生器技术，以解决α核素的供应问题。拜耳则通过与PanTera等伙伴的专有协议确保其Ac-225临床供应。这种对上游同位素生产的卡位，已成为巨头间心照不宣的竞争规则。

苦等多时，PROTAC迎来了自己的“登月时刻”。

其标志性事件，是首款PROTAC新药已临近终点。2025年6月，Arvinas与辉瑞合作的口服雌激素受体降解剂Vepdegestrant（ARV-471）正式向FDA递交上市申请。如若获批，将不仅是单一药物的成功，更是完成整个领域从概念到药物的历史性跨越，向世界证明，将致病蛋白“彻底降解清除”的全新治疗范式切实可行。

在过去这一年里，PROTAC的治疗疆域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肿瘤之外的广阔蓝海扩张，在自免、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方面都展现出了令人欣喜的潜力。

2025年4月，Arvinas靶向LRRK2的PROTAC分子ARV-102也公布了首次人体临床数据。数据显示，ARV-102在健康受试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良好，能够显著降低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的LRRK2蛋白水平。

自免疾病方面，根据Clinicaltrials.gov，Kymera Therapeutics的新药KT-621的Ⅱ期临床试验BROADEN2正式启动，旨在评估KT-621对中至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治疗效果；百济神州的IRAK4 降解剂BGB-45035也已经进入Ⅱ期临床，用于治疗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PROTAC的靶点已拓展至STAT6、BCL6等转录因子及KRAS等“不可成药”靶点。这些靶点曾经长期是药物研发的“禁区”，但PROTAC无需抑制靶点功能，只需结合即可标记降解，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对“不可成药”靶点的系统性攻克。

而在技术迭代推动下，整个蛋白降解领域的技术生态日趋繁荣。

分子胶降解剂因其结构更简单，吸引MNC重金布局，诺华与Monte Rosa达成合作开发免疫介导疾病相关分子胶，吉利德与Kymera联合开发靶向CDK2的分子胶，艾伯维与Neomorph达成超16亿美元的分子胶降解剂合作。

Biohaven开发的细胞外IgG降解剂BHV-1300，其Ⅰ期临床研究显示，注射后可使总IgG降低80%左右，突破了传统蛋白降解剂主要作用于细胞内蛋白的局限，为相关疾病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中国CAR-T长期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困局。

在国内已经获批的8款CAR-T疗法中，销售额最高的也只有3-5亿元，更多的产品年销售额仅有1亿左右，甚至更低。以百万的定价来算，每年覆盖的患者都只有三位数。

2025年12月，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正式发布。19款入选创新药中，5款申报的CAR-T疗法全部入围，这标志着支付体系创新迈出关键一步，为CAR-T这样的高价创新疗法的支付提供了新的政策工具。然而，这一目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动商业化放量，仍需市场验证。

抛开商业化挑战，2025年的CAR-T更值得关注的是技术范式的演变。最显著的趋势是体内CAR-T（in vivo CAR-T）异军突起。

与传统体外制备相比，体内路径能极大简化流程、缩短时间、降低生产成本，并避免体外操作风险。其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它有望将CAR-T疗法的应用范围，从肿瘤拓展至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全新领域。

从年初开始，in vivo CAR-T的相关交易就不断。比如，艾伯维21亿美元拿下Capstan，阿斯利康10亿美元收购EsoBiotec、BMS 15亿美元收购Orbital，MNC们一掷千金，都是为了抢占下一代技术的制高点。

当前，in vivo CAR-T已分化出两条主要的技术路径，一是以阿斯利康为代表的慢病毒载体路线，追求在体内实现CAR的持久、长效表达；二是以艾伯维、BMS为代表的LNP-mRNA非病毒路线，优势在于安全可控、可重复给药，并蕴含大幅降低未来成本的潜力。

然而，无论是哪种路径，提高CAR-T疗法的可及性都是共同努力的目标之一。而就在2025年底，一则来自中国公司的消息，让这场成本革命显得不再遥远。

12月，华道生物的CAR-T疗法递交上市申请，其传闻定价仅为23-25万元人民币，不足现行疗法价格的1/4。据悉，该公司通过自研设备、试剂与载体，并规划超大规模生产，大幅压缩单剂生产成本。如果成功，这将可能彻底改写CAR-T的定价逻辑与市场格局。

无论哪条路径率先突破，都将是颠覆性的。它不仅会重新定义治疗的成本，更将把CAR-T的潜力从相对狭窄的肿瘤战场，释放到无比广阔的新适应症疆域之中。

这一年，巨头的博弈更加残酷，中国的力量愈发凸显，技术的边界不断被打破。而这，仅仅是开始。

下一个十年，谁能锁定技术制高点，谁就能在这场关于生命与商业的竞赛中笑到最后。

对于真正的创新者而言，最好的时代，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