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CEO:两面神,敞开神庙大门


 

 

11月10日,辉瑞CEO Albert Bourla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动态: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向世界分享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即我们的COVID-19疫苗在预防疾病方面非常有效。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照片是在我们收到研发团队的好消息后拍摄的,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面具看到笑容……COVID-19疫苗实现了一个大胆的创新计划,现在我们希望覆盖更多——因为患者指望我们。
 

辉瑞高管团队(图源:Linedin,Albert Bourla )

 
在评论区的一众褒扬中,一条评论刚发布几小时就被顶上热评:
 
难道皇帝没有衣服穿,却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许多注射过疫苗和加强剂的人死于C-19。许多人患上了麻痹、心肌炎、神经系统损伤、不育或流产......可能/很可能是注射疫苗造成的。不要混淆商业销售和科学成果。不要为谎言出卖灵魂。
 
这是Albert Bourla身上最大的话题点,他的名字常常和新冠疫苗一起出现,大多数人认可他和辉瑞团队对新冠疫情的贡献,也有些人认为这是「谎言」,是「皇帝的新衣」。
 
在近日辉瑞Q3财报发布、裁员关厂等新闻陆续披露之时,Bourla作为辉瑞的CEO,承担了不小的舆论压力。Bourla试图以积极的方式做出解读,却总有人无情拆台(其中不乏一些曾在辉瑞工作20余年现已退休的前雇员),「1998年以来股价没有增长」、「裁员降临到底层科学家身上,高管却享有数百万美元奖金」、「Bourla应该归还他的奖金」……
 
他享受着「宇宙大药厂」CEO头衔的光芒——2022年他的薪酬达到3300万美元,较2021年增长36%,在全球药企CEO中排名第一。他努力营造积极人设,但难免在聚光灯下暴露矛盾——「他试图用人道主义来掩盖辉瑞发新冠财的事实」、「他经常对员工大喊大叫,却将此归咎于『拯救世界』的压力」、「他声称将以成本价向贫困者提供药物,却对《通胀削减法案》压缩利润表示不满」。
 
Bourla不是完人,甚至是黑暗和光明的交织。对于辉瑞来说,他像是古罗马神话中名为雅努斯的双面神,头部前后有两副面孔,一副回顾过去,一副眺望未来,偶尔也被认为是口是心非的代名词。战争发生时,他敞开神庙大门,出门应战。

 

 

 
1
从未做打算,但成为了CEO

 

Albert Bourla,这位在业内几乎无人不知的CEO曾说,他从未打算成为首席执行官。乍一听像是马云的「我不喜欢钱,我对钱没有兴趣」,但Bourla在辉瑞的职业生涯,每一个台阶都在情理之中,偶尔才会有意料之外。

 

 Albert Bourla 图源网络

 

1993年,他从希腊的一所兽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辉瑞,「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工业界,而不是学术界」。最初,他担任希腊动物卫生部门的技术总监。

 

他说,清楚自己真正的热爱,是后来30年职业生涯的必要条件。在动物卫生部门他学会了以更少的资源和以客户为导向的方式快速工作,逐渐建立了自己和辉瑞的关联「较小的部门能带来强烈的归属感」。

 

2001年,他搬到辉瑞位于纽约的全球总部,担任了几年美国集团营销总监,开始直接接触市场。

 

2005年5月开始,他出任辉瑞动物保健公司欧洲、非洲、中东和亚太地区的区域总裁。5年后,回到纽约总部,升至成熟产品业务部的总裁兼总经理。之后,他担任了公司三个高增长组织(全球疫苗、肿瘤学和消费者保健)的集团总裁。

 

在他的带领下,四年内肿瘤业务增长了三倍,疫苗业务增长了50%,健康药品业务显著提高了盈利能力。

 

此外,Bourla还牵头完成了几项关键交易,以推进辉瑞在肿瘤、炎症和免疫、疫苗和罕见疾病领域的投资组合,并通过优先投资,创建在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特许经营领域的优势肿瘤业务。

 

2016年2月至2017年,他开始担任辉瑞创新健康集团总裁。这时,他对研发部门进行了一系列重组,自此开始主导公司重要变革。他将部门分成6个业务部门:疫苗、免疫、肿瘤、罕见病、内科、消费。每个部门的运作相对独立,自主权和自由度高,更像是一个单独的Biotech企业。

 

而Bourla的职责,就像是一个持有他们股权的PE公司。作为PE,他需要做3件事:1)任命每个部门的领导;2)审核批准战略方向,确保与整个集团的方向一致;3)资本分配/拨款,6个部门多少有点竞争关系,谁的项目更好,得到的资金支持就更多。

 

另外,他还将管理层级以3~4:1的比例压缩,以此提升组内信息传递以及决策执行的效率。

 

这段时间内,2017年的收入比前一年同期增长8%和17%,盈利能力由前一年的54%提高到58%。同时,Bourla还建立了创新医疗新兴市场区域,2017年的收入为44亿美元,业务增长18%。

 

2018年1月,在辉瑞工作了25年之久的他,开始担任辉瑞集团首席运营官(COO),负责监督公司的商业战略、制造和全球产品开发职能。

 

同年10月,辉瑞宣布Bourla将从2019年1月1日开始上任CEO。

 

在辉瑞的前25年中,Bourla曾在5个不同国家的9个不同城市生活和工作,是辉瑞最熟悉全球市场的人之一。同时,他对团队的认知也在更新,逐渐能欣赏差异带来的力量,后来他将此总结为「建立最好的团队意味着增加多样性」,这为他的团队改革奠定了基础。

 

到了执行层面,Bourla试图「将不同背景的人带入辉瑞,并试图在组织内重建社会的多样性」。作为犹太人,他十分关注少数群体的公平性。自2019年Bourla担任CEO以来,辉瑞已将担任副总裁或更高职位的女性比例从33%提高到42%,将公司内部的少数族裔比例从19%提高到28%。

 

Bourla多次提到,「每个人都感到有归属感,自己不是局外人」是高绩效的主要原因。

 

正式接任辉瑞CEO以来,Bourla开始对辉瑞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聚焦创新药业务,剥离了庞大却增速渐缓的消费保健品和非专利药业务,立普妥、伟哥等知名品种被剥离,并大幅增加研发预算,将重心从销售转向研发。同时,他给公司做瘦身并压缩管理层比例、启用数字化技术并制定了6% 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的计划。

 

这项改革在当时受到了内部人士的质疑,质疑声集中在「辉瑞将不再是那个最大的公司」,但这反而坚定了Bourla改革的决心,他回应称「成为最大不是目标,成为最强才是」。

 

在他看来,辉瑞要想成长为「伟大」的公司,必然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增长是等不来的,只有被创造出来」。

 

 

 
2
幸存与冒险

 

新冠疫情爆发距离他上任CEO仅有不到一年。因此,他的名字、辉瑞总是和新冠密切关联。

 

2022年1月,Albert Bourla被授予创世纪奖,以表彰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的领导才能。创世纪奖被《时代》杂志称为「犹太诺贝尔奖」,旨在表彰实现杰出专业成就、对人类有贡献的犹太人。Bourla是第九位创世纪奖获得者。

 

新冠疫情期间的辉瑞故事是一场「冒险」,而Bourla认为,冒险的前提是对「幸存」抱有期待和信任。

 

在一次采访中,Bourla提到,自己出生于塞萨洛尼基,那是一座拥有5万人口的城市,曾经是欧洲最具活力的犹太社区之一。在纳粹占领并屠杀之后,只有约2000人幸存。Bourla的父母就是其中两位幸存者。

 

Bourla和他的父母 Mois和Sara Bourla(图源:JTA,Albert Bourla)
 

Bourla的父亲Mois和叔叔Into,曾经亲眼目睹家人被从犹太人区驱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幸运的是,在天主教徒的帮助下,兄弟俩伪造了证件,并在红十字会仓库找到了一份工作,从而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Bourla母亲的「幸存故事」更为曲折。Sara本出生于从事丝绸贸易的富裕家庭,十几岁时被改信基督教的姐姐收留。姐夫是一位基督教政府官员,曾两次向纳粹头目行贿试图救下Sara。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在临行刑前,一张缓刑令救了Sara,「卡车刚要离开,她就听到了机关枪的声音」。

 

Bourla似乎十分相信这种「幸运」。在新冠疫情期间,Bourla多次面临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他向媒体表示,母亲的话「别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在行刑队面前活了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我不能』,只有『我不想要』」给了他勇气。

 

创世纪奖基金会的声明,尤其强调了Bourla的领导能力、决心和「承担巨大风险的意愿」。在回顾过去两年时,Bourla多次表示,冒险是开发疫苗的唯一选择。

 

 

 
3
新冠往事

 

有人说,辉瑞在新冠上的每一步,Bourla至少都赌上了个人前途。

 

  Albert Bourla 图源网络

 

作为CEO,他是辉瑞公司发言人,公司的一举一动都需要他来向外界做出解释。同时Bourla也是第一责任人,因此总是站在舆论漩涡中央。

 

在西雅图出现全美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后,Bourla收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白宫会议邀请,会议上,研发负责人Mikael Dolsten表明了辉瑞的态度,「我们具备端到端的疫苗研发能力,应该第一时间all in疫苗」。

 

但研发疫苗要花很多钱,远超辉瑞的预算。同时,由于多地出现封锁,辉瑞的业务收入不及预期。但与改革遇到阻力不同,这一次,新冠疫苗在公司内部达成了共识「假如我们今年未能完成业绩指标,一年后没有人会记得,但如果我们错过了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机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此感到终生遗憾」。

 

在2020年疫苗研发的那9个月里,辉瑞团队要做出成百上千个决定。

 

其中首要的决策是,不花政府的钱。Bourla解释说,「如果政府给钱,就不可能不掌控」,而「想要用钱,都要提交报告」,这会拖慢辉瑞的开发进度。

 

即使避免了直接的政府资金介入,但疫苗开发仍然被卷入了政治斗争,「有些人希望我们进度加快,有些人希望我们慢一点」,但Bourla发布声明说,「要我说就是,以科学的速度推进,就这样」。此外,他还打电话给强生公司CEO,讨论同制药行业的其他领导者团结起来,反击疫苗工作政治化。

 

另一个关键决策是,辉瑞选择了mRNA技术路线。在危急时刻选择新路线,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选择。

 

综合评估后,Bourla决定保护规模有限的合作伙伴BioNTech,由辉瑞来冒这个险。根据最终协议,双方同意分摊所有开发成本和利润,但辉瑞同意预先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如果项目失败,辉瑞将独自承担所有损失。如果项目成功,BioNTech将从产品商业化的利润中向辉瑞偿还其开发成本份额。

 

挑战并未就此而止,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mRNA产品(药物或疫苗)的工业化生产先例,辉瑞团队将不得不发明、设计和订购生产和运输设备。整个计划可能耗资高达20亿美元。

 

Bourla批准了这项计划,向团队表达了祝贺与感激。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赌注」,「我知道,如果项目失败,在我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第二年烧掉20亿美元将是多么痛的损失。但我也知道,这不会让公司倒闭,这是正确的做法」。

 

 

 
4
「没人能说辉瑞利用新冠发财」

 

 

在Bourla的自传Moonshot一书中,Bourla还着重记录了辉瑞对于价格和公平性的考量。

 

辉瑞团队称,在美国,麻疹、带状疱疹、肺炎等其他尖端疫苗的价格在每剂150到200美元之间。Bourla强调「只要我们的定价符合这个标准,没人能说我们是在利用大流行病发财」。

 

为了给辉瑞赢得更好的声誉,Bourla决定改变进一步定价策略,「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疫苗价格起点应该是流感疫苗定价的底线。对于大额订单,我们承诺提供折扣」,在美国,流感疫苗的价格是70美元,保护率约在50%左右,底线价格在20到30美元左右。

 

最终,辉瑞团队决定,对于较富裕(高收入)国家的定价如上。对中高收入国家,价格在此基础上减半。对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辉瑞将以成本价提供疫苗,前提是这些国家向其公民免费提供疫苗。同时,Bourla称「辉瑞承担了运送疫苗的所有费用」。

 

虽然Bourla努力想给公司树立一个「人道主义」的形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辉瑞的确因为新冠产品赚得盆满钵满。去年,辉瑞营收飙升至1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个进入千亿营收的药企,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新冠产品Comirnaty和Paxlovid的销售收入。

 

而今年,新冠红利退潮趋势也在辉瑞公司财报中有明确体现。2023年Q3财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总收入442.47亿美元,同比下降42%,Q3营收132亿美元,同比降低42%;此外亏损达到23.82亿美元,这是辉瑞自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季度亏损。

 

两款曾经顶天立地的新冠产品日益衰微。Comirnaty 2023全年预计营收115亿美元,同比下滑70%;新冠药物Paxlovid 2023全年预计营收10亿美元,同比下滑95%。

 

Bourla试图以积极态度解读财报,但35亿降本增效计划确实提上了日程——在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削减10亿美元;到2024年,再削减25亿美元。于是,辉瑞开始了裁员、关厂、砍管线等一系列自救措施。

 

 

 
5
神庙和两面神

 

  Albert Bourla 图源网络

 

在新冠疫苗普遍接种后,全球各国疫情管控放开。一些秘密被揭开了。

 

2023年1月16日,在达沃斯召世界经济论坛大会期间,一段视频传遍网络——视频中记者们质问Bourla「辉瑞新冠疫苗根本不能防感染」,而Bourla无言以对,只能逃避。这段视频被称作是「现代版皇帝的新装」。

 

曾经激动人心的新冠疫苗开发故事,一夜之间被重新定义为「西方医药利益集团强大的洗脑过程」。

 

虽然Bourla声称辉瑞不想通过新冠产品赚钱,同时提出以低价提供药品给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此前Paxlovid在中国台湾、香港政府采购价是700美元左右/盒,在美国政府采购价是530-540美元/盒,在欧洲德国奥地利的政府采购价为500欧元/盒。

 

新冠之外,Bourla还承诺在「健康世界协议」范围内,向最贫穷国家以成本价出售药品。但他并不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控价支持者」。

 

去年以来,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的出台,宣告美国医药控费铁拳逐步来袭。接着又有4项新法案的通过,预示着美国在医药控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Bourla是主要的反击者,他曾抨击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称其为「用枪指着你的头进行谈判」。

 

「他们选择挑出一个行业压价是非常令人失望的,」Bourla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表示,「我们刚摆脱新冠大流行,这已经证明了医药行业为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带来的价值。」

 

辉瑞是在国会谈判和药品定价条款游说方面花费最大的公司之一,曾聘用的76名游说者中有多人透露,他们正在为制定当前的立法而努力。近年来,辉瑞大肆雇佣说客,其中包括许多前民主党国会工作人员。

 

 

Bourla多次抱怨新冠大流行后辉瑞被盯上是不公平的,称辉瑞并非想发新冠财,同时广泛宣传民众应继续注射第四针新冠疫苗。

 

充满戏剧性的是,就在Bourla抱怨医药控费不合理的同一次电话会议中,辉瑞的高管们多次主动分享新冠产品的预期收入,「Paxlovid今年的预期销售额将达到220亿美元,而COVID-19疫苗的预计收入为320亿美元」。同时,他们宣称公司计划到2030年,通过持续的业务开发来再为公司收入增加250亿美元。

 

参考文献:
1.Pfizer’s CEO tells his parents’ Holocaust story;Forward
 

2.Moonshot: Inside Pfizer's Nine-Month Race to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3.Pfizer CEO: Do a good job, people will notice

 

4.The CEO of Pfizer on Developing a Vaccine in Recor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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