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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的百亿资产

相较于资本寻求的确定性，Flagship似乎更像Biotech一点。它行事并不畏手畏脚，关注范围广泛，覆盖遗传学、癌症、传染病和可持续农业的基础研究。

Flagship的调性，离不开Afeyan经历的影响。

Afeyan出生在黎巴嫩，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有很多亚美尼亚侨民。而Afeyan家族的每代人都是从某个地方逃出来的，到Afeyan这一代，他作为政治难民来到加拿大。

1983年，Afeyan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生物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据他讲述，自己是该项目的第一位毕业生。求学期间，Afeyan被派往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与惠普的创始人David Packard交流后，找到了做事方向。

Afeyan毕业后创办了PerSeptive Biosystems，为生物技术行业制造仪器。那是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的第二天，他才25岁，完全不了解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崩盘与自己创业有什么关系。

危机中，倒下的风投机构不少，Afeyan面临的状况也不容乐观。9个月后，他才筹集到一点种子轮资金。

“我是一个移民。我不是他们（风投机构）要找的人。”Afeyan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初创企业在寻求资金方面存在很多不公平现象。”

但Afeyan的身世让他敢于面对质疑，并支持创新理念。1999年，Afeyan和团队成立了Flagship的前身，NewcoGen。就如同这个名字所表示的，Afeyan希望创建新公司，并推动后者发展。

在最初的10年里，Flagship还对一些外部公司进行种子轮投资。2008年之后，它将重点转向内部发明和创新。“我们的工作很少依赖外部科学。”Afeyan说。Flagship推动的很多项目都没有风投机构参与，因为他们自己就是。

Afeyan更愿意外界把他和公司分开形容——公司部分做了风投机构会做的事情，但他本人是一个生物技术冒险者。与其他Biotech的创始人有所区别的是，Afeyan并不缺钱。

7月10日，投资者又向Flagship投资了36亿美元，其中26亿美元用于Flagship的第八期基金（Fund VIII），另外10亿美元是包括特定行业战略伙伴关系在内的附属基金。自1999年成立以来，Flagship累计筹集的资金110亿美元。再加上投资组合收益，它所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140亿美元。

这显然不是Flagship的天花板。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MNC抛来橄榄枝，这个雪球还有望越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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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上马，送一程

经过COVID-19，Moderna一跃成为mRNA领域名副其实的巨头。然而更早前，Afeyan并没有这样的预期。

2010年，Afeyan作为联合创始人推动Moderna的成立，并出任公司董事长。Moderna致力于开发mRNA疗法，然而直到COVID-19爆发前，这项技术都没有得到大规模应用。

Moderna似乎只是一个赌注。正如2021年Moderna如日中天时，Flagship还投资了另外的CGT项目，包括专注于基因编辑的Tessera Therapeutics，以及开发一种名为eRNA的新型RNA药物的Laronde。

Flagship重点关注生物技术，优先考虑重大变革的产品，而非渐进式的改进。也因此，Flagship的投资模式通常始于一个介于古怪和开创性之间的想法。Flagship的合伙人Geoffrey von Maltzahn解释说：“在我们的这里，领导需要有系统地试图避免把公司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不太可能改变世界的事情上。”

每年，Flagship都研究80到100个这样的创意。其中10到15个想法最终将产生一些科学可行性的希望，并成为早期创业公司的基础。

一旦到了这一步，每家初创公司会收到大约150万美元的种子轮之前的资金，它们完全来自Flagship。如果在初步实验中验证了科学机制，这些Biotech就开始以传统意义上的规模扩张——B轮融资后，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确定产品线，招募员工。 

这意味着，Flagship的筛选机制像是一把保护伞，不只是对初创项目来说，而且也帮助了后续的投资者。最终，Flagship可以凭借不错的回报退出。

除去Moderna，Flagship其他投资成功案例，还有Receptos，这家开发多发性硬化症药物的Biotech，2015年被Celgene以72亿美元收购；以及Acceleron Pharma，该公司生产了一种治疗罕见血液病的药物，默沙东在2021年花费115亿美元将之收入囊中。

Flagship参与了至少30笔规模相对较小的交易。例如，去年6月，它将Sigilon Therapeutics以3.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礼来。

上市方面，过去10年，Flagship孵化的公司中，超过20家已经实现IPO。

当然，跟其他风投机构类似，失败也会降临到Flagship身上。自2003年以来，Flagship投资组合中的20多家公司已经倒闭，光2023年就有4家。COVID-19期间，不少Biotech都遭遇临床受阻，现金流紧张，或者股价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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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先锋”计划

二级市场似乎仍未复苏。今年早些时候，伴随一些创纪录的IPO案例，乐观情绪重回生物科技领域。然而，这个势头没有继续保持。现阶段，纵在美股也不尽人意。

Afeyan形容，这是生物科技行业必经周期之一部分。而且，情况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冒险寻找新药的资金来源，又回到传统领域：风险投资，以及像Flagship这样的组织。Afeyan说，由于治疗标准不断提高，药企为了证明一种新的癌症治疗方法的优越性，现在需要进行更大规模、更长时间、更昂贵的临床试验。变化也重新激发另一种传统：Biotech与MNC之间的合作。

GSK与Flagship的联手，正是该趋势下的实践——Flagship称之为“先锋药物”（Pioneering Medicines）计划。

根据公开资料，Flagship设立了一个由制药行业资深人士组成的部门，它代表Flagship旗下40多家初创公司发起和管理合作关系。这个团队还将开展一些尚未获得青睐的项目的早期临床，获得初步数据以吸引合作。

本质上，“先锋药物”计划让制药巨头得以利用Flagship的网络，挑选出Biotech可能没有时间追求的想法，并通过合作来推进它们。

这是种“一篮子”式的创新供应链合作关系（ISC）。去年以来，该计划促成了数个项目的共同开发。

除了GSK之外，Flagship最近涉及MNC的合作方是辉瑞。6月，辉瑞宣布与ProFound Therapeutics研究新型减肥药物。此次联姻源起2023年，Flagship、辉瑞当时分别拿出5000万美元的前期投资，共同探索10个新项目。

1月，诺和诺德也与Flagship支持的Omega Therapeutics、Cellarity达成两笔交易，每项合作总额最高可超过5亿美元。其中，Omega将帮助诺和诺德开发表观基因组控制器，作为肥胖管理潜在新疗法；Cellarity则旨在研究MASH的新型生物驱动因子，并推出针对该疾病的小分子药物。

而随着7月筹集的36亿美元资金到位，Flagship还表示，要加大对另一项计划“先锋智能”（Pioneering Intelligence）的支持。

“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技术在这方面有相当明显的作用。”Afeyan回应说。2023年，Flagship正式启动“先锋智能”计划，旨在将机器学习和大型语言模型应用于药物发现。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学研究，并非新颖的想法。公开市场已经出现一些尚未盈利的医疗人工智能公司，如Schrödinger Schrödinger和Tempus AI。Flagship也在这方面做了布局，旗下的Generate:Biomedicines正是希望利用机器学习，来预测由特定氨基酸序列构建的新蛋白质的形状。

现阶段，安进同意支付高达19亿美元，用于跟Generate合作开展5种治疗方法。

值得注意的还有，7月下旬揭开面纱的一家初创公司Abiologics。这家Biotech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和高通量化学蛋白质合成技术，Flagship为其提供了5000万美元首期融资。

整体来看，不走寻常投资道路的Flagship，会在接下来的市场发展中继续受到关注。它创造了一个更加贴合生物制药的交易场域，考虑到Biotech亟需外部资金、MNC苦于专利悬崖，Flagship仍将占据优势地位。

然而，这些项目中，哪些是可以成功走到最后的，或许还要回到最基本的科学洞察上。在此之前，或许买下成熟产品或准产品，才能解MNC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