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良（中）

同写意：除了孤独地落址杭州萧山，而不在成熟的产业集群园区，健新原力与其他家mRNA&CGT-CDMO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余国良： 健新原力成立于2018年，当时国内抗体生产已接近成熟，门槛不高，但CGT还方兴未艾，所以我们就搭建起了CGT生产体系。对于一家CDMO来说，你的质量体系符合GMP规范很重要，但除此之外，你还得能国际化，能把药送到病人手里，所以机场和物流也至关重要，国际主流生物技术集群像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剑桥的交通都十分便利，这也是五年前我为什么坚持要来萧山的原因。

健新原力在这里就像一个锚，后续政府也在招引企业，打造新的生物产业集群。

至于差异化，这跟我的初衷有关。以前大家知道我自己创建、投资了有30多家公司，也没规划，就是大家来找我聊一聊，我觉得挺好就成了。我不吝啬时间，但毕竟精力有限，而且每家公司都不一样，我三头六臂也帮不过来。一棵一颗地栽树很累，但我现在用新原力系统地做，借助这个平台，我可以造一片林子出来。

健新原力以及临床前CRO药源新地都是新原力的组成部分，在《星球大战》里，原力包含一切，穿透一切。在新原力平台上，我和曾参与7个生物药产品在美国、欧盟或中国上市过程的李玉玲博士等老兵们，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无保留地给到这片林中的每一棵树。

同写意：你们的经验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药物的上市进程？

余国良：其实，有很多药物不是分子本身不好，而是人把药做死了。一个药从拿到PCC到最终获批上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纵向来看，药能不能成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研发者自己的经验的，而不是靠 CXO的，传统CXO最大的弊端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即使你给我的任务就是有问题的，做出来失败了，那也和我没关系，但新原力目标是我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帮你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把药批下来。

以临床为例，试验是做得越多、越全就越好吗？那显然不是的。曾经有一个BD项目，因为出让方比约定多做了10个病人的试验，受让方差点撕毁合同，因为如果节外生枝发现新问题，这就跟10个病人之前的那个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不一样了，新问题会把一个药前后分成两个不同的项目。

再比方说，患者筛选。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款科学上有潜力的抗癌药物，但是临床设计是每个病人至少完成四针注射才会有明显效果，结果前面大部分晚期癌症患者根本就等不到完成四针用药就去世，这个药也就没机会获批了。

还有与药监部门沟通的经验。比如，如果药收到了FDA写着「我们建议你去做另一个适应症」的建议信，没有经验的人可能get不到FDA暗含的意思，那就是目前的适应症可能有些问题。

做药就像是打官司，程序、过程很重要。你怎么写专利内容，怎么跟药监部门沟通，怎么设计临床方案，怎么生产放大，这些环节的经验都能决定药物生死。

同写意：和监管部门的沟通有什么技巧吗？这是令企业和监管双方都很头疼的话题。

余国良：企业最重要可能就是「以我为主」，你要完全了解自己的产品，事无巨细地把自己的想法、诉求、解决方法都呈递上去。像与FDA的沟通信，企业执笔，FDA审核，双方可以交流协商，而不是让监管方主导，或有让他们指导你怎么做一个药的想法。沟通不到位，你的项目可能就会被掐死了。

对于FDA来说，要让临床医生认可你的药物，这就需要你先得做到自己的药物能解决临床未满足需求，效果要优于标准治疗方案。很多人说中国的数据美国不认，其实不是的，只是美国不允许me-too药出现，你只能比已有药物更好（药效或者安全性），或者找到现有药物治不了的人群。要是一个药能把某一人群的应答率从20%做到60%，FDA自然会批的。

同写意：与CDE、FDA沟通有差别吗？

余国良：不同的企业可能有不同的体验，但从我个人来看，药审部门都是科学家，大家其实同在一个意义空间里，都是可沟通的。

另外，跟FDA也好，CDE也好，在临床试验人数上企业永远是要与监管部门协商出一个双方都安心的数字的。比如一个Ⅲ期临床，在第一个临床中心已经做了几百个一线患者，有了这个参考数据之后，在第二个临床中心是不是可以少做一些，这都是需要企业与监管沟通的。

企业要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主动定义什么病人可以收、什么病人不能收以及各种临床状况的处理方法。

同写意：您刚刚说花更少的钱，是指新原力的服务价格要低一些吗？

余国良：不是。控制成本、不犯错误、尽快地把药批下来本身就是省钱。有些不被重视的环节，犯错纠错需要消耗的时间和金钱会比解决它之后的成本高出好几倍。

余国良（左）

同写意：您刚刚出版了一本科普读物《抗衰》，王晓东院士不久前也在一个论坛中阐述了衰老机制的研究进展，CGT领域也在关注基因抗衰。你们会觉得对抗衰老、把人类寿命拉长到100岁甚至120岁是理所当然，但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却会觉得那么漫长的人生，很恐怖。

余国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选择活着的方式。但人类寿命并不是科学家们主观拉长的，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是挨过饿的一代人，小时候我也不敢想自己是能活过80岁的幸运儿，但我现在相信自己一定能活过90岁，所以就常常在想我90岁的时候要干点什么。

年轻人活过100岁是常态，只不过你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二三十岁的人怎么能知道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时候要过的生活呢。我出去做报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会问「你会活过100岁，你准备好了吗？」，要想，这是a theory of your life。

寿命的延长与跟人的职业规划有关。像我自己，虽然年龄在增长，虽然我已经身兼多职了，但我还是想尝试新鲜有趣的工种，我最近想要不要答应人家做公司的独董。也在纠结要不要去校园里做一段时间老师。

同写意：您是不是后悔或遗憾当初离开了纯粹的学术界？

余国良：当然不是。科学是崇高伟大的，但我的个人兴趣在「怎么样把科学转化成人类社会可见的具体事物」上。

同写意：那您为什么想回学校教书育人呢？

余国良：若APL-101或者APL-106顺利上市，那我的制药梦就完成了。这时距我完成儿时立下的、包括成为作家，写诗，周游世界在内的所有梦想，就只剩当老师这一项了，也在纠结要不要实现它。

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育人。我非常敬重、佩服我的博士后导师Frederick Ausubel，他是我认识的教授里最厉害的，他很简单，什么都不管，但营造出了一个以学生为本的环境。他培育出来5个美国科学院院士。

我跟他说，Fred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他会盯着你，然后半天蹦出一句why，最初你可能回答的很顺畅，他又接着一句why，其实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没想清楚的....这样几个why下来，学生就会被带着思考，也能定位自己“没想通”的问题是什么。当你能接连定位精准正确的问题，然后回答它，到最后你就会把整个问题想明白。

很多创业者缺乏这种训练，他压根就不会问why。

同写意：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问多了why，气氛就会紧张起来。

余国良：但你不能一叶障目，自欺欺人。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别人想到了更好的点子，而你没想到，那你可能会事倍功半。

同写意：创业导师不能算做老师吗？

余国良：的确有十几个CEO、投资人管我叫老师，但培养一个CEO太难了。完全回学校可能就不一样，我或许可以跟研究生们一起泡实验室，一起做课题，帮他们成长起来。

同写意：您在新一代创业者或更年轻的人身上有没有发现一种或几种优于你们的特质？

余国良：其实新一代的人比我们更成熟，更有思想，更聪明。

像我做的所有事情，不是任何人要求我做的。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一套万能的方法论或者某一种欲望牵着我必须要去做什么。别人常说，你这也会那也会，但我觉得自己恰恰是什么都不会。运气好，时代好，又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些事情恰好又走到了人们视野中。

同写意：您写大众科普，做新原力，做公益，想去教书育人，还是一个有公共情结的人，你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热衷于帮助他人，但我们这一代的命题是「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结」。

余国良：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到至少是前几年，一直是在走上坡路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已经得到太多了，所以，我是一定要回报的。

可以说，如果此刻死去，我是圆满无憾的，所以，一点功利心也没有了，但这反而促使我去做一些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

写科普读物让我非常满足。第一，它给我机会可以写字出书；第二，我一直批评科学家们写出来的东西无法传递给普罗大众，我的这些健康科普就是给小学水平的人看的。很多老头老太太看了之后跟说「国良你这个写的太好了，一读就停不下来，都能看得懂」。我很开心。

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5万人次参与的公益系统，就是出钱支持孩子们读完高中，本来我们觉得孩子们念完高中就可以了，结果他们中有一半人考上了大学，这反馈给我们自己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是非常强烈的。

我去写科普文章、去乡村支教，做这些事情我能获得直接的快乐。社会变好了，长期下来我也是获益者。

同写意：这是你们从海外教育训练中获得的松弛与更纯粹一些的追求吗？我常常能听到本土派、海归派的讨论，也不知道哪种风格的管理模式、创业路径是更好的。您曾担任几个华人协会的会长或理事，怎么看待这种分类方式？

余国良：我觉得其实没有内外之分。人与人能在一起做事或分道扬镳本质上是因为一致或不同的价值观。裘霁宛没出过国，但我跟他一起做了四家公司。我俩甚至能算得上心意相通，因为我们坐在一起也没啥话好讲，但他要做什么我全力支持，我说什么他也会同意。

一些让人情绪激动甚至彼此分裂的二分法并不是矛盾的本质。所以我觉得可以缓一缓，不着急。

同写意：有公共情结的人可能需要处理好自己无处宣泄的表达欲。

余国良：我们有一个诗社，成员是圣地亚哥从事生命科学工作的一些人。一般我有了灵感就会就会随手记在微信上，最近把弄丢的微信记录找回来了，十年竟然攒了有1000多首。这些诗就是一个个时间胶囊，重新读它们，就能召回记忆中丢失的情境，像拆开了岁月的礼物，非常激动！

同写意：你似乎总是很轻松就能把人聚在一起，你是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CBA）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也曾担任吴瑞基金会、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百华协会等多家生物医药行业协会理事一职，还是这次新基建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余国良：我没有刻意地去经营一个怎样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是自然聚在一起的。我自己的话，的确是很爱热闹。前二十几年，硅谷的朋友们都会在元旦前一天晚上来我家吃「年夜饭」，最多的时候有两百来个人，饭都是我来做。

身处同一环境中的大家也愿意一起做些事。比如说CBA，最初始于在我家客厅的一次医药领域华人好友聚会，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最多的协会，我们协会里的成员，到现在依然是好朋友。

现在我也很少去约人，但我不吝啬我的时间，谁来找我，只要我得空都愿意跟他聊聊，也尽力帮忙，只不过的确是精力有限。

同写意：这种聚拢效应在今天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它是怎么开始的呢？您有内向基因，17岁考入复旦，后来去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求学，再后来创业、投资，好像自始至终内向基因也没发挥什么过作用。

余国良：因为我花力气杀死了「心中的贼」。

在复旦上学时，我就知道自己内向，也知道内向不好，当时跟女同学说话声音都会发抖，但我有意识地想克服恐惧，所以我主动要求做文体委员，这是一个会给全班同学发电影票、组织所有同学参加活动的「重要岗位」，我在逼自己去挑战自己。

但在学校和做科研的日子总归轻松些。真正让我甩掉这个心魔是第一次创业的时候。Epitomics成立一个礼拜就发生了911事件，金融市场遭遇重创，全球股市崩盘，融不到钱，熟人都找过一遍之后，没办法就得打cold call。

我就鼓起勇气去联系美国生物界教父式的人物比尔.拉特（Bill Rutter）。先给这位老人家写邮件，「亲爱的Bill，我现在有个好想法，准备做一番激动人心的事业，想请您帮我们做什么什么」，结果第一封邮件三个月过去没回音。

怎么办呢？再写第二封，「亲爱的Bill，你收到我不久前给您写的信了吗？您能不能见我」，还是漫无希望地等待。

终于有一天他回信说，你礼拜六早上8:00到我办公室谈谈吧。我就去他办公室，结果见面一聊，这位大拿说，「sounds interesting but not good enough」。那时候脸皮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就回他，「您说说哪里不好啊，我们回去改」。回去就赶紧把他想看到的结果做出来，然后再约他。

反反复复几次之后，他终于改口了，说「sounds interesting」。那我得寸进尺，说您能不能来帮我们啊，老外很直截了当地回顶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不是随随便便帮你的」，那我就给钱，给股份，邀他来做我们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从此，我就知道该怎么通人情，跟人打交道了。我最开始做高管的时候，对着十几二十个部下讲话声音都会颤，现在我可以在几千人的会场滔滔不绝地讲两小时。

每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得杀死心中的那个贼，才能把自己捋顺。

同写意：您似乎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不管是您改变个人内向性格还是搭一个协会或平台，还是重塑中美冠科，以及写科普，做教育，帮他人创业，这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您似乎觉得外界某个或某几个条件能起到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改变这些条件就能改变人或事物的本质。

余国良：我是一个把money和value分得很开的人。我是个大吃货，通过美食连起了许多好朋友。吃饭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适合所有人的通用语言，也能让人更轻松地融入环境，但我只是很喜欢吃，是value。

区分money和value这一点很重要。很多的创业者，即便揽到了足够多的钱，他也不能把合作伙伴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发明是最重要的，他就会把自己越攥越紧。创业失败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把value和money混为一谈。

同写意：因为money是眼前最直接、最现实的value。

余国良：但money是应该跟着value走的。

同写意：企业家永远有一个命题就是如何与政府打交道。海归派企业家可能还比较特殊，那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微妙又特殊的政企关系的？

余国良：其实没双方想得那么难。我觉得我们是在一点点懂得怎么跟政府相处，或者说是在一点点打动政府，但我也还在学习中。

这些靠空谈情怀肯定是不够的，但当你做出些什么来之后，更近一步的关系、相互的理解是自然的。

一位地方官员曾跟我说，他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会在别处融来十几二十个亿然后在这里建企业，最后也就相信了，情怀肯定是有的。

同写意：您觉得自己是因成功而自信，还是因自信而成功？

余国良：我觉得是因成功而自信。但我也不怕失败。

同写意：失败或让您感到挫败的事情有哪些？

余国良：很多，但是我都忘了。我只记得好的事情。

我有操作开关。很多人问我你怎么兼顾那么多事情。其实不算兼顾，反而是一个维持单线程作业的模式。就比如现在，我就全身心投入进去完成这次对话，脑子里没有其他事情，等完成采访，我就把这件事彻底关上，忘掉，把全部精力再投放到下一件事上。

我会拿板擦擦掉很多事情。我高尔夫打得特别烂，但那是我唯一4小时不碰手机的活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把一切归零。

你要去问我周边人，他们可能觉得我很痛苦，但我觉得自己整天乐呵呵的，快乐就跟痛苦胶着在一起，我发自内心地愿意承担、享受这份痛苦。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他就是快乐的。

同写意：所以你有一套积极的惯性思维，不管一件事多难，你就是觉得它也没那么难。

余国良：创业过程中肯定会犯很多错，但可能别人觉得活不下去了的难题，在我这里就会说，回去睡一觉明天就会好起来。

我妻子平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动脑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