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良:中国创新药的造林者丨制造2023


余国良(中)

 

 

余国良身上几乎集齐了生物医药领域所有职业标签——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职业经理人、创业导师、科普作者,还是数家协会的会长或理事。

 

但他说并不喜欢投资家、企业家的称号,觉得「这两件事儿与我有点远」。关于前者,几十年来的经历与观察让他坚信「任何一个人或事的成功完全是靠他自己内心的热爱,要凭着他一定要解决某个具体事情的决心与信念才能做成,而不是靠投资投出来的」;关于后者,他觉得自己更应该被称作创业者,因为他并没有像企业家们那样「创造过巨额营收或利润」。

 

好奇心总牵着他尝试自己此刻不擅长的事情,但他会一头扎进去痛苦并快乐地边琢磨边往前走,跌跌撞撞地把这件事吃透了做出结果,然后最初的好奇心也会跟着消耗殆尽。于是,他就会换个领域重新开始新的一个挑战。

 

1993年从学术界转到工业界后,他发现了红斑狼疮抗体药贝利滕(Benlysta)的靶标Blys,填补了60年没有治疗红斑狼疮新药的空白。后来他开发的兔单克隆抗体,做出了治疗黄斑病的最有效的抗体药Beove,但他认为自己「终究只是参与了部分环节」。

 

如果他的Apollomics能把肺癌新药APL-101或者白血病新药APL-106做到获批上市,他就又「穷尽」了做药的知识,转化就会变成一个「没那么有意思了」的领域。正如二三十年前做科研时,在CNS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名下攒了四百多个国际专利后,他发现纯科学研究对自己的吸引力没那么强劲了。

 

余国良和他同时代的生命科学研究者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走上坡路」,个人事业和他们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在「一天比一天好」。这些经历过黑夜与白昼的人,心底总有生产公共知识的愿望,但今天的公共领域已不再任人指摘。

 

与那些过度关心公共而满眼忧虑的人不同,余国良是一个极其快乐的人,他身上已经没有了那种拧巴的公共批判与寻求认同的情结。他几乎完成了儿时所有的梦想,已经「很满了」,所以并不再急匆匆地去追什么要什么改变什么。有趣的是,一旦功利心远了,反而会头脑清凉地发现,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近三年,余国良先后写了《大健康通识课》和《抗衰》。(他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Elizabeth Blackburn,在1990年不到28岁的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在端粒序列和四膜虫端粒酶RNA的突变引起内衰老的改变》。)但书里并不高深的语言似乎与他的身份形成了反差,甚至让人略有失望。两本「老少皆宜」的科普读物就如字面意思可能更适合「老人」和「孩子」。

 

但这恰恰是余国良引以为傲的地方,「科研工作者总希望筑高知识门槛以维护它可望不可及的神秘面纱与身份壁垒」,但关于健康的科学至少应该普及到能对抗一个又一个流行伪科学和商业骗局的程度,所以当有相识的老人家跟他说「完全能看懂」时,余国良开心极了。《抗衰》的插画来自一个十岁的小朋友,余国良把原本给漫画师的经费都给了这位勇敢的小co-author,两人约定要继续合作出下一本书。

 

创立一家公司,种一颗树,他已经驾轻就熟了,接下来的挑战是造一片林。他喜欢创业导师这个称号,也乐得把自己的时间和经验分享给创业者。廖晓伶创办以明生物时,余国良与她的丈夫聊了两个多小时,他问骆利群院士,「创业会碰到这样的挫折、那样的困难,会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落落,你作为家属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现在健新原力和药源新地承着他做药的经验和「造林」的愿望。这个挑战完成后,如果还有余力,他可能会回学校教书吗?

 

那些亮闪闪的头衔使得余国良再做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就都不会令人意外。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1979年被复旦大学生物学系录取开始的,那时候的余国良害羞得不敢跟女生说话。他觉得自己有内向基因,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内向不是个好事」,所以主动要求做班里的文体委员去接触人。创业初期时他与Bill Rutter(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生物技术先驱和奠基人之一)来来回回地博弈,最终彻底克服了自己内向、被动的心魔。

 

6月初,我们见到了这位拥有「快乐魔法」的人。他穿着一件亮橙色的T恤和运动鞋,拉了把椅子绕过办公桌坐到了我们的对面,说「不喜欢坐在老板椅上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样子」。

 

今天,关于未来的想象不再激动人心,反而会让许多人感到沉重而胆怯。但最初余国良也没想到自己能做成药,没想到内向的自己能聚拢这么多人。在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我们与他聊了聊,一个有限的人该如何装下他自以为承载不了的内容。以下是同写意与余国良的对话:

 

 

1

有时候不是分子不好,而是人把药做死了

 

同写意:除了孤独地落址杭州萧山,而不在成熟的产业集群园区,健新原力与其他家mRNA&CGT-CDMO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余国良: 健新原力成立于2018年,当时国内抗体生产已接近成熟,门槛不高,但CGT还方兴未艾,所以我们就搭建起了CGT生产体系。对于一家CDMO来说,你的质量体系符合GMP规范很重要,但除此之外,你还得能国际化,能把药送到病人手里,所以机场和物流也至关重要,国际主流生物技术集群像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剑桥的交通都十分便利,这也是五年前我为什么坚持要来萧山的原因。

 

健新原力在这里就像一个锚,后续政府也在招引企业,打造新的生物产业集群。

 

至于差异化,这跟我的初衷有关。以前大家知道我自己创建、投资了有30多家公司,也没规划,就是大家来找我聊一聊,我觉得挺好就成了。我不吝啬时间,但毕竟精力有限,而且每家公司都不一样,我三头六臂也帮不过来。一棵一颗地栽树很累,但我现在用新原力系统地做,借助这个平台,我可以造一片林子出来。

 

健新原力以及临床前CRO药源新地都是新原力的组成部分,在《星球大战》里,原力包含一切,穿透一切。在新原力平台上,我和曾参与7个生物药产品在美国、欧盟或中国上市过程的李玉玲博士等老兵们,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无保留地给到这片林中的每一棵树。

 

同写意:你们的经验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药物的上市进程?

 

余国良:其实,有很多药物不是分子本身不好,而是人把药做死了。一个药从拿到PCC到最终获批上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纵向来看,药能不能成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研发者自己的经验的,而不是靠 CXO的,传统CXO最大的弊端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即使你给我的任务就是有问题的,做出来失败了,那也和我没关系,但新原力目标是我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帮你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把药批下来。

 

以临床为例,试验是做得越多、越全就越好吗?那显然不是的。曾经有一个BD项目,因为出让方比约定多做了10个病人的试验,受让方差点撕毁合同,因为如果节外生枝发现新问题,这就跟10个病人之前的那个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不一样了,新问题会把一个药前后分成两个不同的项目。

 

再比方说,患者筛选。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款科学上有潜力的抗癌药物,但是临床设计是每个病人至少完成四针注射才会有明显效果,结果前面大部分晚期癌症患者根本就等不到完成四针用药就去世,这个药也就没机会获批了。

 

还有与药监部门沟通的经验。比如,如果药收到了FDA写着「我们建议你去做另一个适应症」的建议信,没有经验的人可能get不到FDA暗含的意思,那就是目前的适应症可能有些问题。

 

做药就像是打官司,程序、过程很重要。你怎么写专利内容,怎么跟药监部门沟通,怎么设计临床方案,怎么生产放大,这些环节的经验都能决定药物生死。

 

同写意:和监管部门的沟通有什么技巧吗?这是令企业和监管双方都很头疼的话题。

 

余国良:企业最重要可能就是「以我为主」,你要完全了解自己的产品,事无巨细地把自己的想法、诉求、解决方法都呈递上去。像与FDA的沟通信,企业执笔,FDA审核,双方可以交流协商,而不是让监管方主导,或有让他们指导你怎么做一个药的想法。沟通不到位,你的项目可能就会被掐死了。

 

对于FDA来说,要让临床医生认可你的药物,这就需要你先得做到自己的药物能解决临床未满足需求,效果要优于标准治疗方案。很多人说中国的数据美国不认,其实不是的,只是美国不允许me-too药出现,你只能比已有药物更好(药效或者安全性),或者找到现有药物治不了的人群。要是一个药能把某一人群的应答率从20%做到60%,FDA自然会批的。

 

同写意:与CDE、FDA沟通有差别吗?

 

余国良:不同的企业可能有不同的体验,但从我个人来看,药审部门都是科学家,大家其实同在一个意义空间里,都是可沟通的。

 

另外,跟FDA也好,CDE也好,在临床试验人数上企业永远是要与监管部门协商出一个双方都安心的数字的。比如一个Ⅲ期临床,在第一个临床中心已经做了几百个一线患者,有了这个参考数据之后,在第二个临床中心是不是可以少做一些,这都是需要企业与监管沟通的。

 

企业要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主动定义什么病人可以收、什么病人不能收以及各种临床状况的处理方法。

 

同写意:您刚刚说花更少的钱,是指新原力的服务价格要低一些吗?

 

余国良:不是。控制成本、不犯错误、尽快地把药批下来本身就是省钱。有些不被重视的环节,犯错纠错需要消耗的时间和金钱会比解决它之后的成本高出好几倍。

 

 

 
2

Big Picture与Big Research Converter

 

余国良(左)

 

 
同写意:您2002年回国建立了宜康生物,那还是中国创新药的蛮荒时代,二十多走过来,您认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有没有形成独立的商业文明?
 
余国良:目前还没有。但我其实认为中国医药创新会追到世界前列的,这个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

 

未来中国医药行业有两个事情会要发生。一是创新的效率会提高;二是允许创新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变成一种动力导向,包括以创新为导向的、更成熟的资本市场。

 

中国是第一次医药寒冬,在美国我已经见过5个冬天了,冬去春来是肯定的。

 

同写意:是因为中国投资人太保守了不敢冒险投更高风险的创新吗?
 
余国良:恰恰相反,中国的医药投资人们太aggressive了。只不过有很多人不懂创新药,又被money driven着,而不是被value driven,所以才会卷。很多年轻投资人投完这一波可能会很受伤丧失了长期信心。

 

我曾做过一个报告叫“硅谷不相信第二”。中美冠科就是这么个简单的理念问题,他们之前诚心诚意地想做药明第二,员工都是精兵强将,杀鸡就用牛刀,但我去的那一年,营收2000万美金,净亏1000多万美金,银行里大概还有500万美金,如果没有根本的变革,公司再也融不到钱了,只好倒闭。

 

我当时的判断是如果这家公司要以打败或成为下一个药明康德为目标,走别人走过的路,那它是永远不可成功的,一开始也不知道具体出路在哪里,但唯一的方向就是找到一个细分领域,让中美冠科能做行业老大。

 

这也是我常批评医药投资界的地方,很多投资人赌赛道,其实已经形成道了就没什么可赌得了,你要去走没人走过的路,这才叫创新。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只有价值的东西才有人投,没有价值的东西就应该没人投。

 

同写意:那中美冠科是怎么找到出路的?
 
余国良:我把大家拉到杭州山里边关了三天三夜,就动脑筋,讨论策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都快要疯掉了,其实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我来的时候中美冠科有250个员工,这个会议之后只剩下了50个员工,我们放弃了大部分没有竞争力的业务,把主要业务聚焦到肿瘤药效研究上。
 
同写意:裁员有什么讲究吗?
 
余国良:效能低的一定要开掉。但中美冠科那时候我们也没系统地裁员,大家清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也清楚自己知道还适不适合未来的策略,会后就离开了。

 

这个过程是,让每一个员工自己规定他存在的意义。公司有这样成长的前景,那你认为自己能为这个前景做出什么贡献,你自己讲好了,如果你不行,那你就会自然而然地离开了。

 

同写意:聊回来,目前行业的现状这么卷,那您为什么会乐观地认为中国创新药能追上去,而不是就此趴窝呢?
 
余国良:因为在中国,政府是参与兜底的。创业,特别是做创新药,失败是常态,真正成功的也就是百里挑一,那99次的失败是谁买单呢?中国政府是参与买单的。

 

在美国创业,各州政府一分钱也不会出,但在国内,各地政府总能拿出几百万、几千万给企业,这本质上应该成为一种优势,它应该使人们更愿意去尝试风险更大的事情,因为政府参与分担了一部分风险,从整体来看,应该会有创新的东西出来。

 

但生物技术公司的成功率在中国是很低的,现在中国可能有将近两万家大大小小的生物技术公司,真正跑出来、能赚钱的屈指可数,这不是什么错误,只是需要时间,美国花了三十年将这个新兴产业砸钱投出来,中国更快,或许15-20年就可。

 

只是现在我们水平还差一点,没有把投入的钱和资源更高效地转化成创新成果,这也是我要建这个体系的原因。最终,中国的优势要体现在创新的成功率上。
 
同写意:怎么才算成功呢?上市吗?
 
余国良:上市只是个开始。坦白说就是一点,给投资人赚到钱了,那就是成功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比较特殊,投资人们是没有耐心看到结局的,所以就需要有人接盘,恰恰中国是没有接盘机制的。

 

同写意:二级市场不算接盘吗?
 
余国良:二级市场应该是融资手段,而不是退出机制。什么算接盘,一个是并购,一个是co-deal,让小企业能拿到资金走到下一阶段。
 
同写意:那创始人不能自己提高转化质量吗?一个咨询公司就可以完成经验的传递。
 
余国良:每一家初创企业都有一把辛酸泪。他们遇到的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是很简单,我也把自己的经验给他们,但想法可以传递,做的时候还是会打很多折扣。

 

同写意:但您自己也是带着科学那一套思维转到产业里来的。
 
余国良: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事,怎么样把科学发现,转化成社会能用的东西。

 

我能做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研究生期间的训练。读博期间,每天碰到我的博士导师Elizabeth Blackburn,都会被问一句what is theory of the day。任何理论都可以,并不局限在学科内。她就教会我们人要动脑筋,而且要动大脑筋,要先有个big picture而不是陷在细节里。所以我就养成了每天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习惯。

 

那回到创业上,我对项目总是能从头看到尾,如果我自己做,我是非常有把握把它做成的。这与每天的theory是一样的,先给一个理论,然后整体论证,最后有一个结论,从全局观上去策划完成这个过程。很多创始人看问题不全面,就会钻牛角尖。

 

同写意:那不合你预期,整盘崩掉怎么办?
 
余国良:丢啊。失败是必然,成功是偶然。既然知道失败是常态,就不要苦恼。

 

同写意:那一个从科学到应用的转化项目,它的big picture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余国良:一个转化项目就是一个创业的机会,创业者要把它从概念变为实物,那他就要想清楚,这个项目从现在开始到最终完成的全过程需要多少投入。

 

很多人来问我,他/她该不该创业,我会先问三个问题:一、你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做成,如果做不成,那就算了;二、你有没有下决心花2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项目,很多人说三五年怎么怎么样,我会直接告诉他/她你没有20年的准备就不要做了;三、回去问问一下你的家人,他/她会不会在长时间陷入困境时仍然能支持你。

 

同写意:可是很多人之所以敢于创业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困难,所以才能大胆地出发。
 
余国良:但是知道前路艰险还能勇往直前才会坚强,才能走得更远。
 
迄今为止,对我来说最大的冒险还是中美冠科。我知道它很难,但是我非常想完成这个挑战,把这艘沉船给捞回来。
 
 
3

老人、年轻人与静音的同温层

 

同写意:您刚刚出版了一本科普读物《抗衰》,王晓东院士不久前也在一个论坛中阐述了衰老机制的研究进展,CGT领域也在关注基因抗衰。你们会觉得对抗衰老、把人类寿命拉长到100岁甚至120岁是理所当然,但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却会觉得那么漫长的人生,很恐怖。

 

余国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选择活着的方式。但人类寿命并不是科学家们主观拉长的,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是挨过饿的一代人,小时候我也不敢想自己是能活过80岁的幸运儿,但我现在相信自己一定能活过90岁,所以就常常在想我90岁的时候要干点什么。

 

年轻人活过100岁是常态,只不过你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二三十岁的人怎么能知道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时候要过的生活呢。我出去做报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会问「你会活过100岁,你准备好了吗?」,要想,这是a theory of your life。

 

寿命的延长与跟人的职业规划有关。像我自己,虽然年龄在增长,虽然我已经身兼多职了,但我还是想尝试新鲜有趣的工种,我最近想要不要答应人家做公司的独董。也在纠结要不要去校园里做一段时间老师。

 

同写意:您是不是后悔或遗憾当初离开了纯粹的学术界?

 

余国良:当然不是。科学是崇高伟大的,但我的个人兴趣在「怎么样把科学转化成人类社会可见的具体事物」上。

 

同写意:那您为什么想回学校教书育人呢?

 

余国良:若APL-101或者APL-106顺利上市,那我的制药梦就完成了。这时距我完成儿时立下的、包括成为作家,写诗,周游世界在内的所有梦想,就只剩当老师这一项了,也在纠结要不要实现它。

 

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育人。我非常敬重、佩服我的博士后导师Frederick Ausubel,他是我认识的教授里最厉害的,他很简单,什么都不管,但营造出了一个以学生为本的环境。他培育出来5个美国科学院院士。

 

我跟他说,Fred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他会盯着你,然后半天蹦出一句why,最初你可能回答的很顺畅,他又接着一句why,其实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没想清楚的....这样几个why下来,学生就会被带着思考,也能定位自己“没想通”的问题是什么。当你能接连定位精准正确的问题,然后回答它,到最后你就会把整个问题想明白。

 

很多创业者缺乏这种训练,他压根就不会问why。

 

同写意: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问多了why,气氛就会紧张起来。

 

余国良:但你不能一叶障目,自欺欺人。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别人想到了更好的点子,而你没想到,那你可能会事倍功半。

 

同写意:创业导师不能算做老师吗?

 

余国良:的确有十几个CEO、投资人管我叫老师,但培养一个CEO太难了。完全回学校可能就不一样,我或许可以跟研究生们一起泡实验室,一起做课题,帮他们成长起来。

 

同写意:您在新一代创业者或更年轻的人身上有没有发现一种或几种优于你们的特质?

 

余国良:其实新一代的人比我们更成熟,更有思想,更聪明。

 

像我做的所有事情,不是任何人要求我做的。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一套万能的方法论或者某一种欲望牵着我必须要去做什么。别人常说,你这也会那也会,但我觉得自己恰恰是什么都不会。运气好,时代好,又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些事情恰好又走到了人们视野中。

 

同写意:您写大众科普,做新原力,做公益,想去教书育人,还是一个有公共情结的人,你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热衷于帮助他人,但我们这一代的命题是「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结」。

 

余国良: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到至少是前几年,一直是在走上坡路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已经得到太多了,所以,我是一定要回报的。

 

可以说,如果此刻死去,我是圆满无憾的,所以,一点功利心也没有了,但这反而促使我去做一些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

 

写科普读物让我非常满足。第一,它给我机会可以写字出书;第二,我一直批评科学家们写出来的东西无法传递给普罗大众,我的这些健康科普就是给小学水平的人看的。很多老头老太太看了之后跟说「国良你这个写的太好了,一读就停不下来,都能看得懂」。我很开心。

 

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5万人次参与的公益系统,就是出钱支持孩子们读完高中,本来我们觉得孩子们念完高中就可以了,结果他们中有一半人考上了大学,这反馈给我们自己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是非常强烈的。

 

我去写科普文章、去乡村支教,做这些事情我能获得直接的快乐。社会变好了,长期下来我也是获益者。

 

同写意:这是你们从海外教育训练中获得的松弛与更纯粹一些的追求吗?我常常能听到本土派、海归派的讨论,也不知道哪种风格的管理模式、创业路径是更好的。您曾担任几个华人协会的会长或理事,怎么看待这种分类方式?

 

余国良:我觉得其实没有内外之分。人与人能在一起做事或分道扬镳本质上是因为一致或不同的价值观。裘霁宛没出过国,但我跟他一起做了四家公司。我俩甚至能算得上心意相通,因为我们坐在一起也没啥话好讲,但他要做什么我全力支持,我说什么他也会同意。

 

一些让人情绪激动甚至彼此分裂的二分法并不是矛盾的本质。所以我觉得可以缓一缓,不着急。

 

同写意:有公共情结的人可能需要处理好自己无处宣泄的表达欲。

 

余国良:我们有一个诗社,成员是圣地亚哥从事生命科学工作的一些人。一般我有了灵感就会就会随手记在微信上,最近把弄丢的微信记录找回来了,十年竟然攒了有1000多首。这些诗就是一个个时间胶囊,重新读它们,就能召回记忆中丢失的情境,像拆开了岁月的礼物,非常激动!

 

 

 
4

超级连接者是怎么炼成的

 

余国良(左)

 

同写意:你似乎总是很轻松就能把人聚在一起,你是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CBA)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也曾担任吴瑞基金会、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百华协会等多家生物医药行业协会理事一职,还是这次新基建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余国良:我没有刻意地去经营一个怎样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是自然聚在一起的。我自己的话,的确是很爱热闹。前二十几年,硅谷的朋友们都会在元旦前一天晚上来我家吃「年夜饭」,最多的时候有两百来个人,饭都是我来做。

 

身处同一环境中的大家也愿意一起做些事。比如说CBA,最初始于在我家客厅的一次医药领域华人好友聚会,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最多的协会,我们协会里的成员,到现在依然是好朋友。

 

现在我也很少去约人,但我不吝啬我的时间,谁来找我,只要我得空都愿意跟他聊聊,也尽力帮忙,只不过的确是精力有限。

 

同写意:这种聚拢效应在今天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它是怎么开始的呢?您有内向基因,17岁考入复旦,后来去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求学,再后来创业、投资,好像自始至终内向基因也没发挥什么过作用。

 

余国良:因为我花力气杀死了「心中的贼」。

 

在复旦上学时,我就知道自己内向,也知道内向不好,当时跟女同学说话声音都会发抖,但我有意识地想克服恐惧,所以我主动要求做文体委员,这是一个会给全班同学发电影票、组织所有同学参加活动的「重要岗位」,我在逼自己去挑战自己。

 

但在学校和做科研的日子总归轻松些。真正让我甩掉这个心魔是第一次创业的时候。Epitomics成立一个礼拜就发生了911事件,金融市场遭遇重创,全球股市崩盘,融不到钱,熟人都找过一遍之后,没办法就得打cold call。

 

我就鼓起勇气去联系美国生物界教父式的人物比尔.拉特(Bill Rutter)。先给这位老人家写邮件,「亲爱的Bill,我现在有个好想法,准备做一番激动人心的事业,想请您帮我们做什么什么」,结果第一封邮件三个月过去没回音。

 

怎么办呢?再写第二封,「亲爱的Bill,你收到我不久前给您写的信了吗?您能不能见我」,还是漫无希望地等待。

 

终于有一天他回信说,你礼拜六早上8:00到我办公室谈谈吧。我就去他办公室,结果见面一聊,这位大拿说,「sounds interesting but not good enough」。那时候脸皮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就回他,「您说说哪里不好啊,我们回去改」。回去就赶紧把他想看到的结果做出来,然后再约他。

 

反反复复几次之后,他终于改口了,说「sounds interesting」。那我得寸进尺,说您能不能来帮我们啊,老外很直截了当地回顶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不是随随便便帮你的」,那我就给钱,给股份,邀他来做我们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从此,我就知道该怎么通人情,跟人打交道了。我最开始做高管的时候,对着十几二十个部下讲话声音都会颤,现在我可以在几千人的会场滔滔不绝地讲两小时。

 

每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得杀死心中的那个贼,才能把自己捋顺。

 

同写意:您似乎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不管是您改变个人内向性格还是搭一个协会或平台,还是重塑中美冠科,以及写科普,做教育,帮他人创业,这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您似乎觉得外界某个或某几个条件能起到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改变这些条件就能改变人或事物的本质。

 

余国良:我是一个把money和value分得很开的人。我是个大吃货,通过美食连起了许多好朋友。吃饭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适合所有人的通用语言,也能让人更轻松地融入环境,但我只是很喜欢吃,是value。

 

区分money和value这一点很重要。很多的创业者,即便揽到了足够多的钱,他也不能把合作伙伴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发明是最重要的,他就会把自己越攥越紧。创业失败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把value和money混为一谈。

 

同写意:因为money是眼前最直接、最现实的value。

 

余国良:但money是应该跟着value走的。

 

同写意:企业家永远有一个命题就是如何与政府打交道。海归派企业家可能还比较特殊,那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微妙又特殊的政企关系的?

 

余国良:其实没双方想得那么难。我觉得我们是在一点点懂得怎么跟政府相处,或者说是在一点点打动政府,但我也还在学习中。

 

这些靠空谈情怀肯定是不够的,但当你做出些什么来之后,更近一步的关系、相互的理解是自然的。

 

一位地方官员曾跟我说,他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会在别处融来十几二十个亿然后在这里建企业,最后也就相信了,情怀肯定是有的。

 

同写意:您觉得自己是因成功而自信,还是因自信而成功?

 

余国良:我觉得是因成功而自信。但我也不怕失败。

 

同写意:失败或让您感到挫败的事情有哪些?

 

余国良:很多,但是我都忘了。我只记得好的事情。

 

我有操作开关。很多人问我你怎么兼顾那么多事情。其实不算兼顾,反而是一个维持单线程作业的模式。就比如现在,我就全身心投入进去完成这次对话,脑子里没有其他事情,等完成采访,我就把这件事彻底关上,忘掉,把全部精力再投放到下一件事上。

 

余国良

 

 

我会拿板擦擦掉很多事情。我高尔夫打得特别烂,但那是我唯一4小时不碰手机的活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把一切归零。

 

你要去问我周边人,他们可能觉得我很痛苦,但我觉得自己整天乐呵呵的,快乐就跟痛苦胶着在一起,我发自内心地愿意承担、享受这份痛苦。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他就是快乐的。

 

同写意:所以你有一套积极的惯性思维,不管一件事多难,你就是觉得它也没那么难。

 

余国良:创业过程中肯定会犯很多错,但可能别人觉得活不下去了的难题,在我这里就会说,回去睡一觉明天就会好起来。

 

我妻子平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动脑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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