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不是高药价的冤大头?同写意十问孟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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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4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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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一纸降低药物价格行政令,把全球制药工业搅的天昏地暗。特朗普号称要将美国的处方药价格降低30%-80%。那么,特朗普政府能做到吗?
就大家普遍关心的美国药价的一些问题,同写意十问孟八一老师。
TONACEA
图-1,OEDC国家处方药人均消费
从这张图看,美国的处方药消费是太高了,但是,美国处方药消费的特点是,少数人花费很高,多数人花费不高;

图-2,美国处方药人均消费和中位消费
而且美国处方药总体价格指数,在过去20年世纪变化不大;

这三张图说明一个问题,美国的少数药物价格太贵了。例如,在Medicare Part D(联邦医保门诊处方药),仅占处方4%的大分子药物消费了处方药总额46%。换言之,贵的很贵,便宜的极端便宜(仿制药)。总体上没有太离谱。
特朗普行政令即便生效,能管的就是政府参与支付的Medicare(Part A, Part B, Part C,Part D)和Medicaid,这部分人口占美国大约20%, 占处方药花费的48%。另外1.9亿人口使用雇主保险和商业保险,这部分药物价格,理论上特朗普管不了。
美国的药物定价,销售,配送很复杂,谁也搞不清钱到底哪去了?药物定价基本分三大块,List Price(标的价格 WAC), invoice Price , Net Price(净价格),总体情况是List Price 越来越高, 而Net Price 增长速度并不太高;而且Medicare 和 Medicaid(老人和穷人)的实际人均处方药消费和OECD国家人均药物消费稍高一点,并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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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约有不到1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另外,美国的医保体系极为复杂,保险与保险之间的差别,造成相当一部分人用药困难。少数价格极贵的药物对一部分人造成支付威胁。但是,美国处方药这么多年,医疗费用占比变化不大。也就是说,药物费用并不是影响美国医疗费用主要因素。

图-4,美国门诊处方药医疗费用占比
更何况,在美国医疗费报销的个人支付中,治疗和护理费用自费占比3%,而处方药自费比占却高达13%-16%。人们抱怨医疗费用拿药物说事,是医疗文化所决定的,医生的治疗(包括手术)消费感觉是无价的,而药物明码标价,这是全球性共同的毛病。
也就是说,特朗普即便把处方药费用降下来,对美国的医疗费用也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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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医疗文化(self-medication)决定了美国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医疗交给政府管理,从1906年老罗斯福到奥巴马100多年,多少政客就想在美国推行全民医保,直到克林顿,奥巴马,都失败了。
美国人总体上认为,花钱看病,是属于自己的私事。例如,直到1992年 Medicare Part D推出之前,美国的处方药大多数都是自费的。而且,1965年美国在社保改革中,第一次推出政府参与支付和政府全支付的Medicare 和Medicaid时,证明政府管理无效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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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雇主医保和商业医保占多数,而且分散,数量多,大小不一,政府和商业无法达成价格统一,美国的政治体系使得在药物定价这件事上,私人坐在驾驶位,政府坐在副驾驶位(法律规定,政府医保交由商业公司运作,政府只有审查权和监管权,没有实施权);所以,直到2022年才通过通胀降低法案IRA,政府开始就个别药物谈判价格。
TONACEA
美国制药商的主要利润来自美国药物定价差异化(Price discrimination),美国的商业保险是高价格支付主体,美国卖到国外的低价格属于边际利润,而且,美国法律不允许出口药物再进口回到美国(有个别州可以),所以,美国的出口药物,尽管低价,但是是纯利润。美国人自己基本支付创新新药的大部分利润(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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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药物研究的基础研究大多出自NIH,而NIH的费用来自国家预算(纳税人的钱)。2022年NIH平均为每一个FDA批准的新药支付大约30亿美元,与制药企业的药物创新成本基本持平。所以,美国人为药物创新二次支付(纳税一次,买药一次)。
美国不同医保的药物差价(Drug Price Discrimination )是美国制药商的主要利润来源。据统计,2022年美国支付了全球创新药的65%-72%的利润,而且主要是政府之外的商业医保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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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处方药返款法案规定,“政府不能通过购买能力与供应商直接谈判价格”;美国在1993年就在CMS下面设置了药物价值(医疗价值,经济价值)评估委员会,但是,国会不允许CMS以评估价值制定药物价格;国会规定,Medicare和Medicaid原则上报销FDA批准的所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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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说,药物创新是社会资源耗散型产业,如果把药物创新的R&D当做资产投资(10-20年), 药物创新R&D的内部收益回报(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是逐年减低的,最近几年几乎归零。

图-5,制药工业的赚钱逻辑
制药工业有“反摩尔定律”,每投入10亿美元上市的新药每9年向下翻一番,,制药工业R&D/年收入比一直是上升的(赚到钱都投入了分红,回购,R&D管钱),和其他产业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现有产品销售赚钱,而是通过管线价值预期推动的资产(股票)价值升值赚钱。
管线价值预期成了大制药公司的生死劫。大制药公司往往不是通过制造和服务,而是通过寻租(RENT-SEEKING)赚钱,即,通过专利垄断赚钱。专利权是有限权力,有限权力下的自由定价,专利才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能成为世界制药霸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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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洲和日本最终走上了政府管制价格的道路,欧洲和日本制药产业衰落了,全球的药物创新资源(人,财,市场,信息)不断的被自由定价的美国虹吸,形成了美国制药全球化,全球制药美国化。美国在成为制药霸主的同时,负担了药物创新的大部分成本和随后上市产品的消费。
TONACEA
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支付了全球处方药的不公平价格,但是,美国处方药的高价格正是美国对全球制药的虹吸作用引起的,美国对全球创新药资源的虹吸不变,药物价格无法改变。药物经济学反复证明:R&D投入与销售收入极端正相关(0.96), 降低价格一定降低收入,降低收入一定减少R&D投入。
过去50年美国的高投入,高产出,高价格,是增加了美国人负担,同时,美国享受了最多,最快,最直接现代治疗。最近美国的一个民意调查:77%的认为药物价格不合理,也有同样比例的人担心降低医保费用,会降低治疗与服务的质量。(既要,也要,还要。。。)。
美国的一部分政治家早就提出,应该重新谈判全球药物贸易模式,应该按照各国人均GDP比例制定药物价格。有文章指出,如果欧洲药物价格提高20%,今后30年将为美国产生10万亿美元的社会效益,为欧洲自己产生7.5万亿美元的效益。其基本逻辑是,要全球分摊R&D成本,全球分摊药物价格。
但是,医疗市场的“效率,廉价,公平”不可能三角如何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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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Pharma和Biotech共同面临的困境:全球制药进入一个少产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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