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设定9月29日的“最后通牒”前，多家跨国制药企业已主动采取价格调整措施。

赛诺菲日前宣布，其胰岛素产品在美国的定价上限设定在每月35美元，无论患者的保险状况如何。此举与诺和诺德、礼来等主要胰岛素生产商近年来的定价策略相呼应，也满足《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对联邦医保参保人的胰岛素价格限制的要求。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着手协调全球价格体系，通过提高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市场价格，来消除与美国市场的价差。

礼来在8月声明中表示，正与欧洲各国政府合作推进药品价格调整，以平衡不同发达市场间的价差。BMS则对外称，旗下精神分裂症新药在英国市场的定价将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是BMS首次在英国设定与美国相同的药品价格。

此外，更多的药企选择通过DTC/DTP项目来为患者提供更优惠的购药方案。Ixlayer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94%的制药企业已运营或计划推出DTC项目，这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做法”。

9月29日，诺华宣布其DTP平台将于11月1日上线，患者可以通过该平台购买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可善挺/cosentyx），并享受55%的价格折扣。Cosentyx是诺华当前在美国最畅销的药品。

9月26日，阿斯利康宣布推出AstraZeneca Direct在线平台，持有处方的患者可以直接购买Airsupra（沙丁胺醇/布地奈德）或Farxiga（达格列净），其中达格列净的价格最高比标价优惠70%。

9月24日，BMS宣布推出的BMS Patient Connect平台，向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Sotyktu（氘可来昔替尼），与标价相比，平台购买价格的优惠折扣达到86%。

制药公司尽管不同程度上都对特朗普的“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给予回应，却又有所保留。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向同写意指出，这种通过DTC平台提供高额折扣的做法，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降价”。

“关键在于美国复杂的药价体系。药企的实际收入来源于支付方（如保险公司）支付的‘净价（Net price）’，而非面向公众的‘标价（List price）’，标价通常远高于净价，因此即使将标价降低80%甚至是90%，只要未触动其真实的净价，对药企而言就只是一项营销成本，而非利润削减。”赵衡表示。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沈亚平指出，“想象中所有专利药都将大幅降价的情况可能不会出现。”他认为，面对政策压力，跨国药企将采取“战略性投资”与“部分药品大幅降价”的组合策略来应对。一旦药企完成本土化生产布局，便能有效规避关税威胁，从而在受到保护的美国市场，继续沿用其成熟的、与保险公司等支付方之间长期形成的定价策略。

“美国的高药价体系与其创新激励机制、保险支付模式深度绑定，这与中国的市场环境不同，支付方的议价能力存在差异。因此行政手段虽能促成降价，但其幅度与效果，无法与中国通过国家医保谈判实现的整体性、大幅度降价相提并论。”沈亚平表示。

美国一直是全球创新药价格高地，其处方药价格远高于其他国家。兰德公司报告数据显示，美国药价平均比其他33个发达国家高出2.78倍。如果只统计品牌药，这个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到4.22倍。

特朗普政府的药价限制措施，目标精准聚焦于专利品牌药（原研药）——这正是美国“高药价”问题的核心所在。此举背后，透露出其对当前全球医药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不满。

沈亚平告诉同写意，事实上，美国的原研药和仿制药在处方量比例、销售额上，呈现出明显的倒挂现象。原研药所占处方量比例不到20%，但其销售额占比却超过80%；反之，仿制药占据超过80%的处方量，但销售额占比仅有20%左右。

兰德公司的报告也验证了这一说法。如果只对比非品牌仿制药的价格，那美国的平均价格仅为对照国家的67%左右。

同写意美国医药特约评论员孟八一分析，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的高药价是在为全世界药物创新成本买单，其目标是通过降低美国的药价，倒逼药企提高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定价，最终拉平全球价差，实现“最惠国定价”。

“特朗普的理想状态是，美国引领创新，各国按照GDP占比来支付药物的价格。”孟八一补充说。

在上一个任期，特朗普签署了两个行政命令以期望降低处方药的价格，其中就包括“最惠国定价”，要求联邦医保（Medicare）支付的药价不得高于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彼时，该政策引起制药界强烈反弹，最终以特朗普的失败告终。

但这一次，情况似乎变得不同。

特朗普在运用关税手段施压药物降价的同时，也明确表达对在美投资药企的支持倾向。几天前，他在社交平台宣布，从2025年10月1日开始，美国将对任何品牌或专利药品征收100%的关税，除非这些公司正在美国建造其制药厂。

而这个豁免条件，已让众多MNC安然躲过此次关税风暴。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14家大型制药企业承诺在美国进行投资，用于研发或工厂建造，其中包括艾伯维、安进、阿斯利康、渤健、BMS、礼来、吉利德、GSK、强生、默沙东、诺华、诺和诺德、再生元制药和赛诺菲，投资金额从最低的1.95亿美元到最高的500亿美元不等。

“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目标是十分明确，并且一以贯之的”，沈亚平指出，“特朗普认为，美国失去了制造业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他政策的主要目的都是要将产业链带回美国，同时制造就业机会。”

沈亚平认为，虽然美国把原料药、仿制药的生产搬回本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目前跨国企业对于在美国建厂生产的态度都比较一致，特朗普有很大可能如愿推动品牌专利药品制造业“回流”美国。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药消费市场，历来是中国药企出海的首选目的地。

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最惠国”药品定价等政策引发药价体系动荡，这一市场的吸引力是否仍将延续？当前中国创新药出海方兴未艾，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变局？

从现阶段看，“最惠国”定价政策对中国药企的直接影响还较为有限。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药品以原料药为主，而该类别并未被纳入本次政策范围。相比之下，今年涉及对中国创新药BD的行政命令草案与关税问题，对中国企业可能构成更大挑战。

中国药企在全球BD交易中的占比正迅速提升。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MNC达成的首付款超过5000万美元的BD交易中，有超过40%来自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而4年前这个数字尚不足5%。

9月10日，《纽约时报》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酝酿一份针对中国创新药的行政命令草案，主要内容包括限制美国医药企业从中国引进新药，对来自中国的药品BD交易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加强对中国临床数据的审查等。

对此，赵衡认为，这份草案是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在特朗普任期内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但其具体影响仍取决于该草案是否会最终落地。

沈亚平表示，比起“最惠国”药品定价，对中国药企影响更大的还是来自关税的威胁。

“真正有实力在美国建厂的中国公司非常少”。他补充强调，特朗普政策的核心意图并非单纯加税，而是希望推动药企在美投资建厂、创造就业，并将税收留在美国，最终减少与中国企业的BD合作。“如果所有产品都在美国生产，研发环节自然也会逐步回归。”

不过就目前而言，中国创新药企在出海方面与美国的合作仍然较为活跃。

中国药企要如何调整出海策略以应对潜在关税风险的问题？沈亚平提醒，“目前，大多数出海的中国创新药仍普遍处于临床Ⅰ期、Ⅱ期甚至是临床前阶段，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上市。因此至少在这个阶段，多数企业还没有充分考虑未来的关税影响。至于未来出海策略的调整，可以考虑在BD条款中增加有关生产地点或项目转移的约定，例如考虑使用美国的CDMO或CXO设施。”

眼下，特朗普提出的药品降价最后期限虽已过去，但关于全球药品价格体系真正的博弈，或许才刚刚开始。

特朗普“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的的最终结果、药品关税的落地、制药巨头们的后续反应，以及可能引发的连锁法律挑战，都仍是未知数。对于远眺大洋彼岸的中国创新药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确定性本身，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

未来的出海之路，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审慎、智慧和战略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