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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磅炸弹药物市场扫描

全球制药巨头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些超重磅资产？又有哪些企业是由单一产品驱动，哪些则构建起了多点开花的产品矩阵？表1揭示了当前市值前14的大型制药公司在2024年销售额的层面上“超重磅炸弹”药物（本文中定义为年销售量超过40亿美元）的贡献程度。

从统计来看，有6家公司的“超重磅炸弹”资产总额超过了年全部销售额的50%，其中有3家企业更是超过了60%。这种高度集中度说明，尽管这些公司规模庞大、管线丰富，但真正支撑其财务基本盘的仍是少数几个顶级产品（图1）。

一些企业展现出极端的依赖特征。以Vertex为例，唯一进入此榜单的超重磅产品，囊性纤维化药物Trikafta/Kaftrio在2024年的销售额为102亿美元，占其总营收的93%。这凸显了其“单一资产驱动型”的典型模式。相比之下，礼来和诺和诺德虽然也高度依赖各自的GLP-1类药物，但由于拥有多个超重磅产品，因此展现出“类产品群驱动”的增长逻辑。

过去几年风光占尽的诺和诺德，其拳头产品Semaglutide包装的三款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药物Ozempic（169亿美元）, Wegovy（80亿美元）和Rybelsus（36亿美元）在2024年为诺和诺德赢得了约285亿美元的销售额，占据诺和全年总销售的近70%。

拥有当今全球药王Keytruda的默沙东在这方面表现同样明显，Keytruda在2024年收获了295亿美元，占默沙东总收入的接近半数（46%）。除了只手遮天的Keytruda之外，默沙东的另外两款拳头疫苗产品加卫苗（85.8亿美元）和ProQuad/M-M-R II/Varivax（24.9亿美元）贡献了默沙东的另外20%的收入。

百时美施贵宝的三款支柱药物，抗凝剂Eliquis、肿瘤产品Opidivo和骨髓瘤药物Revlimid去年全球销售额分别为133亿美元、93亿美元和58亿美元，占据BMS总销售的近59%。

礼来的2型糖尿病药物和减肥药Mounjaro和Zepbound去年的销售额分别为115亿美元和49亿美元，另一款2型糖尿病药物Trulicity和乳腺癌药物Verzenio在2024年均为礼来带来了53亿美元的销售额。这四款产品的销售收入占礼来总销售的60%。

在超巨策略上享受巨大鸿利的艾伯维，其三款产品修美乐（90亿美元），Skyrizi（117亿美元）和Rinvoq（60亿美元）的2024年销售额占据艾伯维总收入的将近半数（47%）。

图1. 2024年大型制药公司超级重磅药物（大于40亿美元）销售额比例图。

整体来看，超重磅产品是全球制药巨头市值保障、收入稳定性与研发策略的交汇点。产品集中度的高低，不仅反映了企业当前的商业模式，也预示着其在专利到期、竞争格局演变中的潜在风险，并且与制药行业资产购买具有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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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超重磅资产布局分析

从全球主流制药企业的销售构成来看，超级重磅药物已成为驱动营收增长的核心引擎，但各家药企在此类资产的依赖程度与布局方向却显著不同。

根据2024年财报数据显示，包括Vertex、诺和诺德、礼来、默沙东、BMS、辉瑞在内的多家公司，其超级重磅药物收入占比超过50%，呈现出高度依赖个别产品的特征。例如，Vertex几乎完全依赖囊性纤维化药物Trikafta/Kaftrio，相关产品销售额（102亿美元）占其总收入的93%。默沙东则高度依赖PD-1抑制剂Keytruda，一药占据半壁江山。

相比之下，诺华、强生、安进、赛诺菲、罗氏、阿斯利康等企业的超重磅产品则分布更分散，且整体占比偏低。这一方面反映了其产品线多元、风险分摊合理，但也可能意味着在极致爆款上的发力不足，增长动能相对分散。

此外，不同公司的超重磅资产聚焦的治疗领域也存在明显差异。

适应症集中型：靠一类治疗领域支撑“半壁江山”

适应症多元化型：多个治疗领域贡献营收，结构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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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药物与超重磅炸弹的关联

在过往的医药研发逻辑中，一个新药往往意味着一个适应症、一个市场。但在近年来，多家巨头制药公司打破了这一传统，越来越多的“超级重磅炸弹”产品呈现出PIP（Pipeline-in-a-Pill，自带管线的药物）特征。PIP类型药物对于大型制药公司的重要性，可以从2024年这些制药巨头的“花魁”产品占公司收入的比例见微知著。这个策略的精髓在于，一款药物涵盖多个适应症、多个市场、甚至横跨多个治疗领域，就像一颗药物背后藏着一个产品管线。它不只是一个产品，更是一个平台。

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掌握了下一个PIP，谁就掌握了未来的制药话语权。

典型的PIP例子包括默沙东的肿瘤免疫学产品Keytruda，其庞大的获批适应症包括黑色素瘤、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头颈癌、霍奇金淋巴瘤、尿路上皮癌、胃癌、宫颈癌、肝细胞癌、默克尔细胞癌、肾细胞癌、食道癌、子宫内膜癌、鳞状细胞癌、肝细胞癌、乳腺癌、胆道肿瘤、恶性胸膜间皮瘤，是当之无愧的“PIP”。Keytruda获得的FDA批准次数已经超过了40次（图2）。

图2. Keytruda每年获批次数图（注：包括加速批准和之后的全面批准）。

Ozempic和Wegovy获批适应症包括2型糖尿病药物、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预防，但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大火出圈，目前正积极拓展到MASH、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多个疾病领域。

赛诺菲/再生元的Dupixent从特应性皮炎出发，已拓展至哮喘、慢性鼻窦炎、食管炎、COPD等多个过敏与炎症适应症，逐步成为“抗炎类PIP”。

强生的Darzalex作为靶向CD38的抗体药物，起初仅用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如今已进入一线治疗，并通过皮下注射、联用方案、以及与T细胞疗法的协同不断扩大适应症边界，其“管线效应”日益显著。

艾伯维的老药王修美乐是另一个非常典型的PIP药物，其免疫和炎症领域适应症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克罗恩病、活动性、克罗恩病、维持性、银屑病、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化脓性汗腺炎、葡萄膜炎等。而艾伯维开发的两款超重磅药物Skyrizi 和Rinvoq继承了修美乐的衣钵，从诞生之时便自带PIP属性。

PIP模式之所以成为超级重磅炸弹的孵化器，是因为它以极高的资源效率撬动了多个市场，极大地放大了研发投入的回报。但这一模式在为制药公司带来高增长、高利润的同时，也对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组织结构、监管路径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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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超重磅药物的风险得失

超重磅药物模式首先是一条所有公司都梦寐以求的方向，但在开发过程中却充满挑战甚至风险。

首先是对于某款药物过于倚重的潜在风险。尽管超巨药物为制药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红利，但对某一款药物过度依赖也意味着企业将自身命运过多绑定在单一资产之上，埋下了不容忽视的系统性风险。

例如Vertex的主力产品 Trikafta/Kaftrio（治疗囊性纤维化的三联疗法）在2024年的全球销售额达到了 102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 93%（总营收为110亿美元）。也就是说，Vertex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这一个产品。这种极端依赖意味着一旦专利保护到期、遇到更优替代疗法，或面临医保政策限制，公司整体营收将面临断崖式下跌。

在商业模式上，企业发展高度集中，缺乏多元化“缓冲垫”。这正凸显了超级重磅炸弹药物虽然能创造辉煌成绩，却也带来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潜在隐患。因此，对于依赖度如此高的企业，构建更为平衡的产品组合、持续推进管线多元化战略，是确保长期稳健发展的关键。

又以默沙东为例，2024年Keytruda的销售额高达295亿美元，占据其总营收的近一半。2028年Keytruda关键专利到期，专利悬崖和PD-(L)1市场竞争加剧已经对默沙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它们目前迫切需要提前准备后Keytruda时代的发展。

当一家公司一半销售额建立同一款产品上时，任何政策变动、支付限制或新兴技术的威胁，都可能成为影响其稳定增长的不利因素。超巨药物是一把双刃剑。当它成为增长引擎时，能拉动整个公司的战略重心；但当它走向成熟或出现波动时，带来的反噬也可能成倍放大。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诺和诺德的Ozempic/Wegovy上，这些药物占据了公司销售额的一大部分，一旦市场或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公司的股价波动也会更加剧烈。因此，对于依赖超重磅药物的制药巨头而言，如何在享受其红利的同时，实现产品组合的多元化与风险对冲，才是更具长期视野的管理策略。

在全球制药行业，少数几款“超重磅炸弹”药物不仅支撑着公司的收入基盘，更塑造了其研发战略和长期竞争优势。就像一支足球队的教练，谁也不会拒绝能以一己之力改变战局，带领全队夺取世界杯的球王。

然而，这种对单一药物的高度依赖，虽然能带来短期的巨大利润，却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随着专利到期、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策环境的变化，制药巨头们面临的风险敞口逐步扩大，如何在享受超重磅药物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平衡单一资产依赖的负面影响，成为了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

对于未来的战略规划，制药公司需要加强产品组合的多元化，通过早期管线的创新、并购等手段分散风险，确保在超重磅炸弹药物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能够持续保持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随着PIP模式的进一步成熟，企业应当注重如何在创新与风险管理之间找到平衡，确保既能最大化药物生命周期的价值，又能应对市场和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

展望未来，制药行业的竞争格局将不再单纯依赖单一产品的市场表现，而是更加依赖于多点开花的战略布局和持续创新的能力。掌握下一个潜力巨大的超巨药物，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主导行业的发展趋势。因此，企业在调整研发战略时，必须具备前瞻性的眼光，以应对行业的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确保在全球制药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