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似乎印证着FDA前局长Robert Califf的那句感慨：我们所熟知的FDA已经终结了。

3月，在Marty Makary被任命为FDA局长期间，掌舵CBER八年的Marks被迫辞职。虽然当时仍有一些乐观迹象，因为Marks长期盟友Verdun仍然留任，可最终证明，这是一场长久的余震。

Verdun自2012年供职于FDA，2023年出任OTP主任，负责不断增多的CGT产品监管。

FDA关键领导人Nichole Verdun已被安排休假

再生医学联盟在一份声明中回顾说，过去两年里，Verdun和Anatol推动了FDA对CGT的监管方法的现代化，赢得CGT产业界的信任和尊重，并巩固FDA在这一不断发展的领域的领先地位。

6月初，FDA召开的CGT圆桌会议上，来自学术、产业界等方面的参与者还对Verdun表示赞赏。

一篇文章称，四五位发言者分别提到了Verdun的名字，而且都给予正面评价——她是促成创新产品开发、与药企良好合作的关键角色。总的来说，近年来，行业不乏关于Verdun的赞美。

所以，当Verdun此番被驱赶，许多人感到震惊和遗憾。

Ultragenyx首席执行官Emil Kakkis形容，Verdun的离开，代表着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FDA领导基础的进一步削弱，而“这种领导基础是无法轻易取代的”。

FDA的连续性和专业性，在CGT领域至关重要。另一家罕见病和基因治疗咨询公司Acadia Strategy Partners负责人Courtney Rice解释说，因为“每种CGT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长期从事干细胞和癌症研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教授Paul Knoepfler则指出，对于一个在短时间内失去大量经验的机构来说，Verdun、Anatol的被迫停职，无论怎样都是“一个负面里程碑”。

6月18日下午，Verdun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告诉工作人员自己与Anatol被安排行政休假、暂时解除职务的消息。“我们被告知的就这些。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信息。”Verdun说。

尽管其中原因成谜，不少业内人士都猜测，背后牵涉政治斗争，似乎是为了巩固FDA新领导班子的权力。

“也许Prasad（CBER现任主任）、Makary或RFK Jr.认为，她太执着于数据标准了。”Knoepfler相信，“Verdun无意参与他们的政治游戏。”

此外，Knoepfler也批评，Makary和Prasad可能偏信了一些疯狂的想法，觉得AI可以取代经验丰富的专家领导。他指出，FDA已经“几乎没有”在生物制品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领导者。结果就是，申办方联系CBER，不太可能获得所需的信息，“决策要么会拖延，要么会因为政治和AI而过快做出”。

Knoepfler还注意到，以FDA为代表的美国医疗保健部门，正在兴起一种“兄弟文化”。RFK Jr.、Makary、Prasad……他们基本上都说自己是好朋友，“这或许不是什么好事”。

FDA CGT圆桌会议上的“兄弟们”

“我认为这是权力的巩固，是权力的争夺。他们把她排挤掉是为了降低风险。”Rice分析，新的FDA领导班子想要完全控制与产业界的互动，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通过一个人来实现——Prasad。

在Verdun和Anatol被解雇的同一天，作为CBER主任的Prasad，被任命为FDA首席医学官和首席科学官，过去这两个职位由两个人来担任。

据STAT报道，Prasad并没有过多参与行政工作。

多名FDA员工告诉STAT，Prasad似乎对担任CBER主任的行政工作不感兴趣。一位CBER官员表示，Prasad很少参加CBER与办公室主任的会议，而且他们关于预算、人力资源职能和IT系统的问题都没有得到答复。

Prasad参加了6月初的CGT圆桌会议。在会上，他似乎表达了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愿意加快将基因疗法推向市场以治疗严重疾病的意愿。

这与Verdun过去所秉持的立场相近。然而，Prasad还有被广为人知的另一面。

进入FDA之前，Prasad就强烈批评Marks，因为Elevidys跟安慰剂对照的试验中疗效有限，Marks还是批准了这款基因疗法，用于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当Prasad被任命的消息传出，除了开发Elevidys的基因疗法公司Sarepta Therapeutics，包括mRNA疫苗公司Moderna、细胞疗法公司Allogene Therapeutics在内的十多家药企，市值都出现大幅缩水。

尽管在出任CBER主任后，Prasad与业界采取更为缓和的态度，看似一改对FDA审评标准不严格的指责，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真的照此发展。

一个前车之鉴，源自执掌HHS的RFK Jr.。

2月，在其提名确认过程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Bill Cassidy透露，RFK Jr.私下表示将“维持”ACIP，“不做任何改变”。随后，Cassidy投出了影响RFK Jr.提名的关键一票。结果是，在6月上旬，这位HHS部长彻底违背了承诺，宣布撤换ACIP所有成员。

高度不确定的生物技术行业，需要FDA的稳定来平衡开发风险。可随着FDA新领导层的公布，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不断蔓延。

媒体称，FDA正在推出一项CNPV计划，旨在将原本需要10至12个月的药物审评流程，大幅缩短至1到2个月。不少专家都对此表达了质疑。

“第一，新药审批怎么可能一两个月做完？6个月时间都很紧了。第二，最重要的是，FDA、包括HHS都没有立法权，只有执行权。Priority review voucher program是国会批的。”一位从业分析说。

而继续沿着事实逻辑看，就会发现，在FDA资深人士大批离开后，新药评审所需的专业能力是减弱而非得到加强。因此，行业的观察是，FDA对新的IND、BLA以及NDA的审批速度将大大减慢，许多产品和公司可能要“面临漫长而昂贵的停滞期，迟迟得不到任何进展”。

Rice担心，某些FDA新领导层视为优先事项的产品，在看似数据较少的情况下突然获得批准，这与其说是对科学的包容，不如看作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高于数据”的注脚。

一些判断显得有些绝望：当前的FDA，将让CGT领域举步维艰，大多数公司股价持续下跌，甚至可能终结部分脆弱的Biotech。

表面上，这个一度被称为全球药监标杆的机构，传递出积极的姿态。

6月初发布的一段视频中，RFK Jr.表示：“我们绝对致力于确保美国继续成为全球CGT研究中心。”而不久前参加CGT圆桌会议时，这位HHS部长再次强调，要着力清除阻碍CGT上市的障碍。一同参会的Makary则表示，FDA会严肃对待专家的意见。

今年的ASCO年会，两项重磅CAR-T研究均来自中国，彷佛让美国分外担忧CGT的领先地位不保。这种情绪也在CGT圆桌会议上得到体现。

CAR-T研究的先驱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细胞免疫治疗中心主任Carl June，就提议FDA借鉴中国的“双轨审批制”：首次人体探索性试验仅需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FDA仅在药物进入多中心大规模试验阶段介入。

“过于谨慎的监管会阻碍进步。”June称，FDA无需直接干预自体基因修饰细胞疗法，而是通过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进行监管。

但前述放权设想，也面临不少反对意见。

首先，并非所有的IRB都做得很好，这意味着监管权下放的较大风险，例如可能为未经证实的细胞治疗带来信任危机，给推广“假药”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过分强调提速和准入，将会适得其反。药物的数据需要谨慎对待，也离不开时间验证。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学会（ASGCT）的负责人表示，或许有一些创新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加速产品评估过程，但很少有人强调需要严格的数据来平衡这一点。

摆在CGT产业面前的更大背景，是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的攻击——大幅削减NIH，就是一个显而易见但被故意回避的问题。

NIH的资金帮助了许多医学研究得以开展

事实上，CGT圆桌会议提到的几乎每一种疗法，都得益于NIH资助。除非扭转这一局面，否则无论FDA如何调整审评机制，可能都无法从根本上加快CGT的研究步伐。

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将有五项CGT产品的监管决策有待FDA做出，而全球正在进行的CGT临床试验数量将近2000项，因此，CBER和OTP的效率、科学性至关重要。